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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灵长类运用既有心智技能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强得多，这或许和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化有关。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就是什么都吃的机会主义者，而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更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的生态位变迁和社会形态改变。这个物种在适应全新的生态位、食物源和生计模式上，表现出了最强大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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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将特定的心智能力不断移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力已变得高度通用化。而这个通用化过程从灵长类先祖便已开始，但它的获得过程与电脑这种人工智能相反，我们先有专门化的应用程序，然后它们为适应不断的移用需要而变得越来越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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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个体而言，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不需要终身保持，尽管从进化史跨度看，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频繁而迅猛，但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个人生命期所面临的问题，在其出生的时候都已存在了，所以个体只需在幼年期具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以便将其心智训练和配置成适合其所在生态位即可。而过了青春期，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通常很快会丧失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新事物缺乏兴趣，变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在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这对多数人并不是缺点，反倒可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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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业革命极大地加速了社会变化，新事物、新技术和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个体生命期所经历的世界、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所处的信息环境也始终在变化。这就要求个人尽可能地延续其处理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即在成年后继续保持好奇心、学习能力，而事实上人类确实也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巨大潜力，这表明我们的智力发展窗口期具有足够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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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弹性或许可以称为非遗传性的幼态保持，它让我们能够将教育延续到26岁甚至更晚，能在一辈子更换四五个职业而应付自如。让老人在65岁之后还能学会跳舞、打字和QQ聊天，或许正是这种弹性解释了为何现代社会的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在传统社会，由于学习窗口早早就被关闭，多数人在中年之前就已经变得僵硬封闭无法开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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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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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怀疑智力能否被度量，或这样的度量是否有意义，但大量研究表明，智力度量确实是有意义的：首先，通常被归入智力的各项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即，一个人若在其中几方面表现出色，那他就有较高概率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色；其次，智商测试确实是这些能力的有效度量，即一个人若智商得分较高，就有较高概率在单一智力项目上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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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智商是预测个人职业成就和收入的很好指标，而且智力也是两性择偶标准的重要指标，在各项考虑因素中至少被排在前三位，这说明人们懂得如何通过某些线索评估异性的智力。尽管他们未必说得清楚自己是怎么评估的，但既然这些线索能被观察到，那么细致的科学研究总是有可能将它们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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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项综合性指标，智商测试无疑会损失大量信息。相同智商的人，有些可能逻辑能力强，有些空间想象力强；类似的，我们也会说某些人“体育好”，有运动天赋。这种说法当然也损失了有关专项能力的信息，但不是无意义的，一个足球踢得好的人，确实有较大概率在其他项目上也高出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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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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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31，No.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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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描绘各民族的特性，像博物学家那样测量和比较他们看到的一切，从器物、风俗、制度，到衣饰、语言乃至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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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身体特征（特别是颅骨）的测量，他们区分了高加索、蒙古、马来、尼格罗等五六个种族（race），识别了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这一学科。然而到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暴行的震惊和对种族主义的忌惮，种族成了学术界禁忌的话题，体质人类学即便没有消亡也已转入地下，种族一词则被“世系（ancestry）”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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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已重新确立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利用遗传信息探索人类迁徙分化、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当种族主义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初的恐慌既已平复，人们便逐渐认识到，区分种族或民族[4]并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会让种族歧视或任何基于种族的立法或政策自动获得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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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近年来学界又开始关注人类群体间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确有其实际价值。比如不同人群的特定运动潜能、罹患特定疾病的风险、近视或肥胖的几率皆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可以让个人早加防范，让医疗机构有所准备，让企业更有针对性地设计产品，甚至帮助体育星探寻找培养天才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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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体貌和生理上的差异，世人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但有少数学者走得更远。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棘手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中，讨论了群体间心理特性的差异及其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可能影响。他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经济发展上表现迥异，不能仅仅归因于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更要从心理特征上找原因，而群体间心理上的差异很可能有其遗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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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由是，自从人类走出非洲，几大洲的族群间经历了数万年地理隔绝，各自适应所在生态位。特别是农业起源以来，部分族群采用了与以往狩猎采集截然不同的定居农业生活，建立了城市和国家；国家及其司法系统创造了持久的和平环境，降低了暴力冲突强度，同时它也带来了等级制度，取代了游动性小社会中普遍的平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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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生活在不同生计模式和社会制度之下，经受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压力，最终在各族群的心理上造成了显著差异，比如暴力倾向、纪律性、对待远期回报的耐心、对待社会规范的态度、道德感，等等。这些差异反过来又影响着不同族群接受特定制度的可能性，以及其中个体在现代市场社会获得成就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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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的书甫一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被戴上种族主义帽子。144位学者在《纽约时报》书评栏目上发表联名信加以批判；较为中肯的评论者则指出，韦德在缺乏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在种族差异这样的敏感话题上轻易发表观点，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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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确实没有直接的遗传学证据，但公允地讲，他的分析论证相当有说服力，绝非无端猜测，就好比一桩杀人案，尽管没找到指纹、凶器、血迹，但有关动机、作案条件、可疑举动的种种迹象，却强烈指向某个嫌疑人。在无罪推定原则下，这样的嫌疑当然不足以定罪，正如韦德的观点远远够不上科学定论，但科学探索没必要遵循刑事定罪那样的严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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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驱使我们探索世界，当已知事实无法解答我们特别关切的问题时，便会凭推测从已确立的零散事实中描绘出完整的故事。科学研究由同样的好奇心推动，科学家也会做出同样没有多少把握的推测。考古学家从一块头骨、几颗牙齿，推测古人的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从难以追溯的微弱线索中，生物学家也在推测生命最初起源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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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科学推测是在更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更好的理论框架、更严密的逻辑、更好的统计学工具等一整套装备支持下，在对已知事实和竞争观点更全面把握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从这些方面看，韦德的装备是完全合格的，不逊色于任何科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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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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