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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所谓的洗脑活动，比如传销培训，确实汇集了一批轻信的狂热分子，但这未必是因为传销者的思想控制手段有多高明，或许只是因为轻信者原本就缺乏判断力，加上知识贫乏信息闭塞，因而容易被蛊惑，而传销过程只是将他们筛选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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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传销参与者未必真的相信他们所接受并转而向他人兜售的那套说辞，尽管他们常表现得如痴如醉，但这很可能只是常见的自欺伎俩：为了更有效地哄骗别人，最好先把自己哄信了。但这种“相信”是浅层的，内心深处他们也可能明白这只是获取利益的手段，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经过权衡之后作出的自主选择，他们并未丧失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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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表明，要对健康成年人进行长时间思想控制（而不只是一次性欺骗），不借助暴力强制手段，是很难做到的。思想控制的关键，首先是信息剥夺，让被控制者得不到其他来源的信息，也得不到其他人的意见，这样就没有机会进行比较和甄别，也难以进行质疑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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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信息非常饥渴，一旦信息匮乏就会失去安全感，会想尽办法搜罗信息。身处荒凉地区的居民都非常好客，总是希望客人能讲述任何有关外部世界的事情，所以当来源受限时，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接受任何能得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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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键是社会关系剥夺，人类对社会交往同样饥渴，社会隔绝会让他产生更严重的不安全感。此时洗脑者只需略施恩惠，即可诱发出被洗者的情感依附倾向，这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发生原理。更何况，与普通绑匪相比，洗脑者为实现精神控制会表现得更加和蔼亲切，张开双臂欢迎被洗者投怀送抱，让因社会剥夺而处于极度交往饥渴状态的人很难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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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和诱发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相仿，实施这种程度的控制，必须借助强制手段限制人身自由，而且要用洗脑活动占满他们的清醒时间。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最初介绍洗脑现象时，举的例子正是发生在信息和社会交往皆受严密控制的某战俘营里，这些战俘所接受的信息和每日活动，都经过事先精心安排，他们无疑处于最高强度的人身强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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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为洗脑而专门引入一个新的伦理或法律概念，因为实施洗脑所需要的人身强制原本就受既有法律规范约束，也有相应的罪名，而洗脑在道德上的负面性质，也因其暴力强制属性而明确无疑，无须另外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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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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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些自以为是、自命为穷人守护者的知识分子，担心、轻视、贬低乃至否认普罗大众的自由意志能力，毫无根据地宣称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领会不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也不懂得如何恰当教育孩子，让孩子接受愚昧落后的习俗或宗教……所以精英或国家要替他们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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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实一次次证明，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事情上，普罗大众的判断力并不比精英分子差多少。每当一堵新的柏林墙竖起时，老百姓大都明白该往哪边跑，跑错方向的，反倒多数是自视为聪明人和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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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兰德热潮与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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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7，No.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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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一股安·兰德（Ayn Rand）热潮在国内年轻人中悄然涌动，小说《源泉》广受热捧。仅在文艺小清新汇集的豆瓣网上，便显示有8183人想读，2187人读过，1912人评价过，总评分高达9.3/10[5]，若加上英文版，这些数字还要扩大12％；不少自由派学者也非常推崇此书，认为兰德和她所塑造的主人公很好地体现了个人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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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许多推崇市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人还认为，兰德——正如她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一个吹鼓手，是对抗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面旗帜。这一认识似乎也暗示了，兰德思想与精神的传播发扬，将有助于市场制度的建立和维护，有助于解除加诸个人自由之上的种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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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假如我们仔细检查兰德思想和市场制度的起源与基础，便不难发现，两者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兰德所奉行的，确实是一种个人主义，但那是一种非合作性的、独行侠式的个人主义，对于合作、互惠、利他、协调、组织、社会规范等一切将众多个人聚合成一个社会的那些元素，兰德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与抵触，认为这些要么与个人意志背道而驰，理应抛弃，要么是加诸其上的束缚，理应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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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制度如同其他社会结构一样，不正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吗？若将它们统统消灭，连社会结构都将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谈何制度？在没有任何制度和秩序的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将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自由何存？至于市场，更是一种需要特殊制度保障的分工与合作体系，若没有分工与合作，那既不需要市场，也不可能建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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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个人自由与人之社会性和超越个体的文化结构完全对立起来的倾向，倒是并不少见，只不过兰德表现得特别极端。在社会学领域，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也长期争执不下。撒切尔的一句名言生动概括了这一倾向：根本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但是，假如你对人类有过深入的了解，便会发现，这种对立是虚妄的，也是毫无必要的，它建立在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误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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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发现，将基因视为利益主体，可以更好地理解生物行为。从这一角度看，生物个体只是基因们合作建造的、用来散布它们自己的工具，比如雄蜘蛛为了获得交配机会以便散布它所携带的基因，不惜冒被交配对方吃掉的危险。那么能不能说，根本没有个体，只有一个个基因呢？显然不能，因为基因利益的实现，全靠个体这个载具的功能有效发挥，为此，同一基因组中的基因们达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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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人类个体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也结成了各种合作互惠关系，建造了各种组织、规范、习俗和制度，个体利益要借助这些关系和结构来实现，离开它们，连生存都堪忧，更不可能追求情感、艺术和学问等较高层次的目标。从家庭、部落、村镇、城市、国家，人类已经建立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迄今最繁荣、同时又最能让个体在其中自由追求自身目标的结构，便是法律保障下的市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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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类拥有了自我意识和强大的理性能力，能对自己的行为和目标作出反思，因而可以不再盲目听从由基因（还有meme）为我们设定的某项偏好与功能而行动。然而，意识到这一点后的兴奋，常常冲昏人们的头脑，以至错误地以为个人可以摆脱基因和文化“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包袱”和“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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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莱坞文艺片中，我们常听到“寻找真正的人性与自我”的俗套故事，据说这个“自我”总是被包裹在外来束缚之下，迷失在文化染缸之中：你喜欢牛仔裤，那只是流行时尚让你觉得喜欢，并不是你“本性上真的”喜欢；你拼命挣钱，那是被流行成功标准和攀比文化裹挟了；你热衷购物，是受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熏陶；你以为如此行事很有尊严很体面，那是社会伦理强加给你的；甚至，你以为自己是个男人，是个异性恋，也只是因为从小就被当作男孩对待，是教育赋予了你一个性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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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些道理，个人的偏好、习惯和价值观，确实很多是由社会赋予的，传统、风尚和规范，经由教养过程被潜移默化地植入我们头脑，变成我们的习性和观念。问题是，我们能彻底摆脱它们吗？将这些“外来束缚”层层剥掉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自我吗？可是，把文化元素全部去掉之后，不是只有生物本能了吗？难道真正的人性就是无文化的动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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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生物本能才是真正人性，那不也是为基因利益服务的吗？自我又在哪里？只是基因的奴隶？那么，连生物本能也剥掉会如何？依我看，那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过，在二元论者看来，还剩下个笛卡尔幽灵，可是这么一个光秃秃的幽灵实在很单调乏味，恐怕完全满足不了那些文艺片所带给你的浪漫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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