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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意识机能运行良好时,个体便真切地感受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且被其他同样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毫不迟疑地视为同类,因为这一其他动物身上难觅踪迹的特征实在太鲜明了,其独特性根本无法否认,尽管很少有人能用不带神秘色彩的话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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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自由意志和理性非常鲜明,足以将人类与其他动物断然区分开来,但它并不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特性,而是在进化过程和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的,上面所提及的各项元素依此产生并相互加强;这一发展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实际上,就在过去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和几十年中,它又经历了几次重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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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头脑的容量和处理能力有限,其知识、理由和理论模型的储备也受限于个体寿命长度和经历的丰富性。假如意识这个头脑国会的档案馆所收藏的资料仅仅来自个人经历,议员们所主张的理由也仅是它们自己所熟知的那些,那这个国会的议事和决策水平就只能停留在文盲村委会的程度,理性能力也将因此而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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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们生活于群体之中,个人的知识和模型储备可以经由交流而为他人所用,也可经由教化而世代传承,轮子无须再一次次重新发明。随着社会规模扩大,分工加深,越来越多的知识以口耳相传或人工制品的方式存在于文化之中,为个体提供了延伸表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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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外国议员时而带着令本村耆老耳目一新的新鲜理由参与国会辩论,国会档案馆则因接入文化这一云存储网盘而容量大增。这一发展在中石器时代突破临界点而引发第一波升级浪潮,被考古学家称为“认知革命”或“文化大跃进”。游戏嗜好、艺术品位和宗教情感等意识机能中的高级元素,在此期间纷纷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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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升级发生在文字出现之后。文字(和其他书面符号系统)极大扩展了文化传播和积累的时间与空间跨度,让文化雪球越滚越大;文字也帮助个体头脑突破其工作记忆局限,以实现更复杂的表征、计算和推理。对比心算和笔算,一则口述神话和一部长篇小说,一首民间歌曲和一部交响乐,便可看出其中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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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也为此后的形式逻辑、人工语言、数学理论创造了前提,没有文字就不会有欧氏几何和牛顿力学;基于这些形式系统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体系,再次加速了知识增长和积累;现代教育将这一急剧膨胀了的文化系统的一个子集,以及用于访问该系统的客户端应用,安装到个体头脑之中,使该客户端和整个文化成为意识机能的延伸部分,从而导致了第三轮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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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见证着正在发生的新一轮升级,电视、通信工具、计算机、互联网、可穿戴设备、搜索引擎、社交网,正在延伸和增强着我们的感官,拓展着我们的信息来源,提升着我们的意识机能和理性能力,也丰富着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让我们见识更多新事物,认识到更多可能性,考虑更多新理由,面对更多新选项,从而更真切体会到自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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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余下部分是我基于丹尼尔·丹内特的意识理论而做的猜测,没有实证研究支持,不过这是迄今最能让我自己满意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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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神经达尔文机制,可参考威廉·卡尔文(William H. Calvin):《大脑如何思维》(How Brains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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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丹内特有关小人(homunculus)的评论,见《头脑风暴》(Brainstorms)第7章“作为哲学及作为心理学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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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述解读源自丹内特的“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s model)”,参见《意识的解释》(Conscioushess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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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布里丹之驴(Buridan’s ass)是14世纪法国哲学家让·布里丹(Jean Buridan)提出的一个哲学论题:一头完全理性的驴,恰好处于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正中间,将要饿死,因为它无法对究竟该走向哪堆干草作出理性决定。其实布里丹并非该论题的最早提出者,亚里士多德在《论天》(On the Heavens)中便提出过一条狗面对两块无差别肉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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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意识的语义引擎性质,可参考约翰·豪格兰(John Haugeland):“Semantic Engines:An Introduction to Mind Design”,收录于其《心智设计》(Mind Design)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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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移情能力在语言进化中的关键作用,可参见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人类沟通的起源》(Origi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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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达尔文、斯金纳、波普、格列高利四种造物的说法,源自丹内特《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s Dangerous Idea)第13章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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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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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祁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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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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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0979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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