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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性研究和针对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学术解构与政治企图，使得国内学术界也加大了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的田野个案研究的力度，同时，学者们由于各自对“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引发较大的争议与讨论。由上述“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之争，掀起新一轮的学术争鸣，并引发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反思和讨论。目前，学术界针对中国进行民族识别的后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强调少数民族因“民族识别”所享有社会平等以及互助、融洽的族际关系，另一方则强调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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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也有学者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种种质疑，这些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误导或混淆视听的作用，进而企图否定60多年来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和辉煌成就。基于上述背景，笔者认为在当前有必要重新审视从清末至民国西方与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分类的相关论述并进行初步的文献梳理，以回应国际上针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种种质疑和认识论上的误区，深层次分析种种分歧与争论之学术陷阱及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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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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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大规模开展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其实质是一种人群共同体的分类法。[10]然而，这种对不同民族及其支系的划分，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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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将中国古代的西南民族划分为三类：夜郎、滇、邛都诸族为耕田民族；巂、昆明为随畜民族；笮都等为半耕半猎民族。其对于民族的分类是以经济、政治与习俗为标准。晋时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将西南诸族分为七系：武陵蛮（包括长沙蛮、灃中蛮、溇中蛮、零阳蛮、零陵蛮等）、南郡蛮、江夏蛮、板楯蛮、南方蛮（包括交趾、越裳、海州、九真、日南、合浦、蛮里、乌浒、象林诸蛮）、益州羌、西南夷（包括夜郎、滇、邛都、笮都、哀牢、白马氐诸族）等。范氏以地理分布为标准，将上述七种名称的民族归纳为四个种族名称：蛮、羌、夷、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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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皇清职贡图》和《黔苗图说》等书对于中国境内诸族的分类，是从地域、文化、服饰及风俗等角度进行的一种民族分类。《皇清职贡图》将中国北方、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致分类，其中有很多各地土司所辖之民也被视为一个民族，通篇使用的“土人”“熟番”“生番”等用语，其含义也十分混乱与混淆，其划分是以政治、经济、服饰、风俗为分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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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李宗昉参照《黔苗图说》将西南民族划分为八十二种。马长寿对李氏分类法的评价如下：“（李氏）上列八十二种族名分类法可谓为‘枚举法’，其弊端在于过事分析，未能综合，非分类法之上乘者也。如所谓仲家有六种，龙家有四种，黑苗有五种，仡佬有八种，皆应归类说明。若此，则结果必更倾向于科学。《云南通志稿》之南蛮土人分类亦仿此，缺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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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英国人亚历山大·霍斯（Alexander Hosie）在其《华西三年驻节记》一书中将西南民族分类为三种，即“苗人、掸族与倮罗为贵州、云南、四川三种显然不同之种族”。[12]1909年，英国军官戴维斯少校（H.R.Davies）在《云南：联接印度与扬子江的锁链》一书中将云南与川南各民族的语言分为四个系统，即所谓的“戴维斯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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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克语系（Mon-khme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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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苗瑶群：1.苗；2.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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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民家群：1.民家或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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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瓦噗喇：1.瓦（Wa）；2.喇（La）；3.蒲蛮（Puman）；4.噗喇（Palaung）；5.卡仫（K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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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掸语系（Shan family）：1.掸或台（Tai，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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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语系：1.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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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藏缅语系（Tibeto-Burma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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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西藏群：1.西藏语或包括一部分西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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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西番语：1.西番；2.么些（Moso）或纳西（Nashi）；3.怒子（Lü-Ts？）或阿难（An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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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倮倮群：1.倮倮或纳苏（Nei-su or Ngo-su）；2.栗粟（Li-su，即傈僳）；3.喇胡（La-hu，即拉祜）；4.窝泥（Wo-ni）包括马黑（Ma-he）、卡惰（Kuto）、普特（Pu-tu）、骠人（Pi-o）、阿卡（A-Ki）、山苏（San-su）、苦聪（Ku-tsung）及滇南诸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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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缅甸群：1.阿成（A-Chang，即阿昌）；2.马喇（Ma-ru）；3.喇傒（La-shi）；4.系（Zie）或阿系（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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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开钦群：1.开钦（Kachiin，即克钦）或青颇（Chingpaw，即景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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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戴维斯的分类框架提出质疑的是杨成志。在1930年出版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一文中，杨成志在引述了有关云南民族的汉文古籍和戴维斯的分类报告以后，认为：“他（指戴维斯）这种分类虽比汉人所述的可靠些，但就我个人观察，还要加上一个‘？’，尽管Davies做了一张《云南民族分布图》，其实有许多地方和许多民族弄错了。那么，他的分析当然要经一番校勘和证误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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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克拉克（S.R.Clarke）在其《中国西南民族》一书中也将西南民族分为以下三类：苗族、仲家、倮猡。1925年，巴斯顿（L.H.Boxton）沿用了克拉克的三分法。巴斯顿为了证明他的民族分类法的成立，特意采用人类学家丁文江的观点，如更加强调各民族的历史性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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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将中国民族分为六大系。梁氏将西南民族称为南蛮族。他采用西洋学者研究成果，将苗蛮族分为三系：苗、摆夷、倮啰。梁氏明确指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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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李济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一书中引用了丁文江对中国云南语言的分类（丁氏分类是依据戴维斯分类法并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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