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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谢扶民在其文章中就提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积累，为以后的民族调查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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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经验应该说是很丰富的，我们取得了调查工作方法的许多经验，如点面结合、调查与研究相结合、调查工作与当地中心工作相结合、调查组的任务与组员的专业专长相结合、现状调查与历史追溯相结合等方面的经验。我们过去开始调查时还要先做几个月的试点工作，以后就不需要这样了。如果说许多同志过去没有到过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是生手，现在就是老手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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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一边调查一边积累经验的做法在当时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和认可。如谢扶民谈到对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时说道：“肯定地说，不对现实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只想靠历史文献或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去推断彝族的历史，是不行的。相反地，照我们现在的做法，即对现实情况调查之后，再去研究历史，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54]实际上，这种做法倒是符合人类学、民族学的民族志田野研究的惯例，即学者深入田野调查地的微观社区中，从事较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与实地调查，从而为该社区或族群描述一个被发掘的“社会结构、生计方式、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文化、习俗、宗教、历史等”方方面面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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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不论它在历史上如何引起争议，它的内部形成如何复杂，使得它成形并保持地位的商业或学术网络多么庞大，这些都不重要，只有此项工程的投入和产出是重要的。”[55]康·阿尔玛兹（Khan Almaz）指出，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揭示和反驳，称其是“非科学的”是不够的，这样做只会限制了可以提出问题的范围。[56]墨磊宁则通过对1954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实地调研，“对此项工程在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学者称之为‘黑匣子’之前的那个历史时刻进行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从规模和其影响上说来是巨大的，然而其基础和执行却是薄弱的。这个工作是一个里程碑，它影响了后来所有有关中国民族学知识的模式，其所形成的“棱镜”不可避免地反射出我们后来对中国民族组成的理解。然而同时，因为这个工程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它的薄弱性远远没有为公众所认识。[57]同时，墨磊宁也分析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分类方法，主要是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从民国时期继承而来的。其结果是，共和国时期研究者所发展的分类结构有着明显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期研究的烙印。尽管有这种民国时期的血脉传承，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如果不是在中央集中领导下的新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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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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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以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与英法等国学者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及其分类方法对于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学术影响。关于这种影响的有效性，我们可以从丁文江、李济、林惠祥、凌纯生、芮逸夫、马长寿等前辈学者的相关表述中一窥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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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其理论奠基工程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在进行了，“民族识别”这一过程本身并非仅仅受到苏联民族理论以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影响。从19世纪末的亚历山大·霍斯到克拉克与巴斯顿等人对中国西南民族的三分法，然后到20世纪初期的戴维斯分类法，实际上依稀可见西方学者关于“民族分类”的学术话语以及无处不在的学术影响。语言学的民族分类法并不科学，即受戴维斯分类法影响的丁文江式的语言学分类其实并不符合科学的规范。美国学者墨磊宁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对于20世纪之初到过云南的英人戴维斯所创的“戴维斯分类法”及其学术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细致的讨论。他指出，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因为对之前的帝国式的和地方志式的民族学研究不满，带着一腔分类学的热情，开始寻找新的民族分类方法，最终在语言学和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分类方法上实现汇合。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在上述的分类学方法上的突破，毫无疑问对从此以后的分类思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59]墨磊宁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从分类学的知识谱系上深受戴维斯分类法的影响，即所谓的民族分类“西来说”。但是，如果对戴维斯分类法进行学理上的细致分析，不难发现戴氏的观点也深受自古以来中国民族分类方法的影响，戴氏分类法只不过是对前人的相关分类方法加以综合。马长寿指出，宗教、服饰、习俗以及语言变迁和体质、历史脉络等种种因素对于民族识别或民族分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戴维斯分类法”过于考虑中国西南各民族的语言、体质及文化的差异，而无意中忽略了最为关键的历史性要素。所以马长寿指责戴氏分类法不佐以历史事实，导致戴氏的分类谬误杂出，也是不可避免的。彭文斌分析指出，西方有关中国西南民族分类的知识在中国“地方化”的过程，实际上具有高度国家化、民族化、意识形态化的色彩。中国学者所要创制的西南民族分类图示成为国家与民族疆域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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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民族及其分类学的研究，其实质正如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指的，是在西方话语霸权垄断下对殖民地人民的想象及其表述的不对称性。他指出：“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61]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在殖民地，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三者更是一起深刻地形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人口的分类范畴被不断重组编排，与地图一样，都隐含着一种新的论述。[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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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无论是20世纪早期克拉克、巴斯顿和戴维斯等人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及其民族分类法，还是20世纪中期芮逸夫对中国民族的“芮氏分类法”，其实质都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于一些人类共同体的划分、确认、分类及其识别，就这件工作本身而言，就是通过实地调查与研究分析，高度概括与提炼各个人群共同体的特点，从而得出其所属与归属的结论。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一种关于中国民族分类知识谱系的知识生产过程，其最终产品便是那些被分类、被标签化了的一个个自在和自为的人群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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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rge V.H.Moseley，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Frontier，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Teufel Dreyer，China`Four Mill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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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ru C. Gladney，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in China：Dialogue and Contestation. Etudes Oriental，Hardcourt Brace & Company，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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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van Harrell1，“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in Stevan Harrell ed.，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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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atherin Palmer Kaup，Creating the Zhuang：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Be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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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亚齐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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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根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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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声震：《民族识别，唤醒了壮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中国民族报》2007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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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olin Mackerras，“Han-Muslim and Intra-Muslim Social Relations in Northwestern China”，in Willian Safran ed.，Nationalism and Ethnoregional Identities in China，FRANK CASS，1998，pp.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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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omas S.Mullaney，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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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秦和平认为，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均有存在，延续至今。有关部门之所以开展族别调查，只是辨析族体、合并类别、确认族称。这些新确认的民族仅占中国民族数的1/4弱、人口的3%（1964年统计数），不能以少括多，得出“56个民族的来历”源于“民族识别”的结论。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少数省区对个别族体开展调查、辨析族属、明确族称，只是对该共同体的明确，关键在于国家依据相关资料而确认，“识别”不等于“确认”。参见秦和平《“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民族学刊》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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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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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 in Szechwan，Kweichow，and Yunnan，White Lotus Ltd，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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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R.Davies，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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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彭文斌：《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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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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