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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事实上不难看到，“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原来究竟是什么民族呢？有些历史学者根据关于这地区的历史记载认为有可能是古代氐族的后裔。但是魏晋之后的史料就缺乏有关这地区氐族的记载，几百年的空白还不易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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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但是就是在这些藏族聚居区里发现了许多“藏人”所说的语言和现代西藏的藏语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四川西北部的嘉戎藏语和现代拉萨藏语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嘉戎地区向南，在这走廊中有迹象表明还存在着被某一通用语言所淹没而并没有完全消亡的基层语言。这类语言在家庭等亲密的群体里还在使用。中央民族学院曾有一位教授——贡嘎活佛，他的家乡在康定木雅乡，今属沙德区，藏语称该地为mmyak。这地方的人对外一般使用藏语，但在家里还讲一种和藏语不同的土话。这种土话至今未经语言学者深入研究。从这地方的藏语地名上看，值得注意的是，它和藏语称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的名称相同的，也就是《唐书·党项传》所说的“弭药”，古音mjeiak，而党项羌的发祥地有人认为就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金沙江与大金川之间。《新唐书》记载：“地入吐蕃，其处昔皆吐蕃役属，更号弭药。”那是说，原来住在这地方的党项人一部分北迁后，留下的一部分受到了吐蕃的统治。现在还保持在这地区的那种“土话”是否和党项羌古语有关系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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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定向东，在岷江上游是有如孤岛般存在着的、现在已被承认是单一民族的羌族。再向东在涪江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就是有人要求重新审定族别的“平武藏人”。从康定向南往西，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还有一种过去和“平武藏人”一样被称作“西番”的少数民族。解放后，他们在四川境内的被称为藏族，而在云南境内的则被称为普米族。事实上，四川境内的这部分藏族所说的语言不同于藏语而同于云南的普米语，而普米语又接近于羌语和嘉戎语。从这里向西，越澜沧江到怒江，有现在已承认是单一民族的怒族，但是怒族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其中一部分和其西的独龙语相通，都接近于其南的景颇语。景颇语和羌语现在是被认为与彝语平行的藏缅语族中的两个语支。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从怒江西岸越过独龙江和其间的山脉就到了下文我们要提到的需要识别的察隅的僜人生活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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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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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察隅的“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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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怒江往西，越过伯舒拉岭就是西藏自治区东南角的察隅地区。这里住着大约有一两万人的少数民族，解放以来被称为“僜人”，他们究竟属于哪个民族，一直是个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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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隅地区正处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东端，所以僜人的聚居区只有一部分在1950年获得了解放。在察隅县范围之内，根据1976年的统计共有僜人977人，组成七个生产队，分属四个人民公社。这些公社除了这七个生产队外，都是藏族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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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僜人的人中又分两部分，各有自己的语言和名称，而且据说是从不同地区进入察隅的。一部分自称“达让”，另一部分自称“格曼”。印度阿萨姆人称前者为“迪加罗”（Digaru），称后者为“米佐”（midzu）。英语统称他们（还包括丹巴江的义都人）作“米什米”（mishmi）。据他们的传说，达让是从察隅之西丹巴江的义都人中分出来的，到这地方已有七至十一代。格曼进入较迟，来自缅甸，约九代。在今察隅县内的格曼人少于达让人，成一与三之比。他们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但都与云南的独龙语、景颇语接近。达让人和格曼人则各有自己的语言，但是由于长期杂居，除大家都会说藏语外，格曼人已学会达让话，而且有些格曼儿童已不说格曼语。这两个集团在语言上正在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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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提到的就是据传说察隅地区原来还有一种称为“冏”的人，他们生产先进，所筑的梯田，遗迹尚在，大约在六代前被藏族打败，部分迁走，部分已藏化。这种人究竟属于什么民族现在还不清楚。另外还有一种人，藏族称他们“扎”，他们的语言据说是格曼语加藏语，尚未经语言学者的鉴定，有可能是格曼语的底子杂有藏语。他们的语言现在被说成是“土话”，表示与藏语不同。他们不信喇嘛教，不和藏人通婚，有送鬼的习俗，但怕受歧视，自认是藏人，或是“讲土话的藏人”，一共有五个村子，约七百多人。这种“讲土话的藏人”提示了在更早的时候已有说和独龙语相近的语言的人，可能就是早期的格曼人，居住在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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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原本和怒江流域只有一山之隔，而且早在唐代，樊绰的《蛮书》里已提到过有条从云南向西的通道。现在正需要我们识别的居住在察隅和珞隅的许多民族有可能就是早年从这条通道进入这些地区的说着和今独龙语相近语言的人的后裔。珞隅各民族集团的语言据初步了解不属藏语支而与景颇语支相近。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一些近于羌语和独龙语的民族集团来看，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隅。上面提出族别问题的“平武藏人”和这里所说的“僜人”，可能就是在这走廊中在历史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受到藏族、彝族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两个民族集团的余留。它们共同向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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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云南红河的“苦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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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全国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自称、他称尤其混乱。据1972年《云南少数民族族别称谓简介》（1978年3月云南省革委会重发）确定的二十一个少数民族的自称有138个，他称有157个。此外还有几十个名称没有经过族别调查，或暂时不能确定族别，共约三万余人，暂称为“人”而不称为“族”。已经在报纸上露面的有“苦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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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苦聪人”的少数民族分布在礼社江-元江及把边江-墨江之间的哀牢山区。北起镇源之东、新平之西，南到绿春和靠近中越边境的金平，更向西南到西双版纳的勐腊。金平、绿春、勐腊的苦聪人聚居在深山丛林中，生产较为原始，1971年约3600人。在北部新平、镇源一带的也有两三千人生产水平与邻近的彝族、哈尼族相似，过去也被称为“苦聪罗罗”，所以大多已归入彝族之中，不再强调是苦聪人。现在提出族别要求的是金平、勐腊一带生活比较原始的苦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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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聪”是汉人对这部分少数民族的称呼。他们之中一部分自称“拉祜”，又分拉祜西（汉称“黄拉祜”）和拉祜普（汉称“白拉祜”），另一部分自称“郭抽”（汉称“黑拉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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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研究总结在墨江哈尼族识别小结的附注中有这样一条：“苦聪有两种：（一）自称‘郭错’，据说近哈尼，（二）自称‘拉父’，据说近‘拉祜’，因材料不足尚待进一步研究。”1955年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工作报告中把“苦聪”列入了哈尼族系统，并说新平县的苦聪人“不能成为单一民族，他们都是哈尼族的支系”，主要根据是调查组向新平县需要识别的五个单位各收集了837个词，与当地哈尼语做了比较，在610个词中与“苦聪”话相同相近的有363个，占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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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是不够全面的。第一没有答复1954年调查时提出的两种苦聪人的区别问题，第二没有说明为什么自称“拉祜”的人不归入拉祜族而并入哈尼族。1961年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调查了金平县的苦聪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据1977年的修改稿：“苦聪人分成黄、白、黑三种。黄、白苦聪人都自称‘拉祜’。经过对其语言初步的调查，似属澜沧拉祜语的一个方言。黑苦聪人自称‘哥搓’，其语言亦与拉祜语近似，因此苦聪人似属尚停留在林中的拉祜族的较原始部落。但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人主张苦聪人属于哈尼族的一个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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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云南民族学院语文系寄来的研究报告中说：“黑苦聪与黄苦聪两者语言无大差异，彼此可以互相通话。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有着明显的彝语支语言的基本特点。……”又从苦聪语与澜沧县拉祜语的比较得出结论：“在基本词汇方面有50%完全相同，30%相近似，完全不同的只有20%；语法方面基本一致，语音方面略有差异。所以金平县苦聪语可以认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拉祜语的一个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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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聪人族别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可能是由于苦聪人本身客观存在的复杂性。“苦聪”这个族名原是汉族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自称就不一致。最早说苦聪人中一部分近于哈尼，另一部分近于拉祜，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自称“郭抽”的那一部分和自称“拉祜”的那一部分存在着什么区别和有什么联系，把他们合并为“苦聪”有什么根据。还应当看到拉祜人本来存在着不同分支，各分支之间方言的区别相当大。据西方语言学者在靠近我国边界的泰国北部拉祜人的调查，这地区的黄拉祜和黑拉祜方言不同，不能互相通话。苦聪人中的“郭抽”汉称是“黑拉祜”。所以即使“郭抽”和黄拉祜语言有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能是方言的区别。于是引出了拉祜语和哈尼语的区别和联系的问题来了。有人反映云南同一语支的各民族之间语言上的差距可以小于各民族内部方言的差距。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首先是民族识别并不是单纯地以语言为依据，即以语言本身而言，也不能以其表面形态上的差距决定其亲属关系。语言的谱系分类主要还是要根据语言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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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语和哈尼语的分支问题，其实只是彝语支各语言的谱系分类中的一个问题。在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最困难的莫过于彝语支各族的区别。从族名来说，据上引1972年的《简介》，彝语支各族的自称有六十四个，他称有八十八个，现在归并成彝、哈尼、傈僳、拉祜、纳西等族。至于它们怎样分离成各单一民族的历史过程，以及在这些被认定是单一民族里的许多各有名称的集团之间在语言上及历史上存在着什么关系——这些都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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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苦聪人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根据语言这个特征来决定。这一点在上面所列举的两个识别例子中已经说明过。苦聪人中那些曾在不同民族的土司下被统治过、社会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的各部分间有可能发生分化，部分同化于其他民族，部分又与其他民族结合而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些问题只有对这地区做深入全面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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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一项为具体民族工作服务的科研工作。它为决定某些民族集团能否认定为单一民族提供客观依据。但是具体的决定还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并照顾到该民族发展上的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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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族别问题上，民族的意愿就是指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究竟是不是汉族或少数民族、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主观愿望的表现。我们在对民族识别做出决定时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主要是从政策方面考虑的。根据民族平等政策，族别问题的解决不能由其他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有任何强迫或是勉强，必须最后取决于本族人民的意愿。但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者长期的民族压迫、歧视造成的各民族的孤立和一个民族中各部分之间的隔阂，加上一些民族的广大群众还没有掌握对本民族历史及语言的科学知识，使得有些民族人民还缺乏充分条件正确地表达民族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另一方面必须耐心地帮助有关各民族人民及其有代表性的人物正确认识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进行民族识别的科研工作时应当尽量吸收该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密切联系该民族群众，充分和他们商量与研究，把科研工作和群众性的教育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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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变化、消亡的，各民族一直处在分化融合的过程中。当前我们急需处理的一些民族识别上的余留问题，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必须着重于分析这个比较复杂的分化融合过程，在最后做出族别的决定时尤须考虑到这项决定对这些集团的发展前途是否有利、对于周围各民族的团结是否有利，同时还应当照顾到对类似情况的其他集团会引起的反应。所以，有关各族人民的族别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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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自从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民族方面的科学研究是有成绩的。它的特点是密切地与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民族识别的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我国在这方面的科学工作者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在处理前人所没有处理过的问题。尽管出现过许多错误和缺点，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是在以科学工作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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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言：本文是根据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改写的。在准备这次发言时，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许多同志提供了资料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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