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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语和哈尼语的分支问题，其实只是彝语支各语言的谱系分类中的一个问题。在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最困难的莫过于彝语支各族的区别。从族名来说，据上引1972年的《简介》，彝语支各族的自称有六十四个，他称有八十八个，现在归并成彝、哈尼、傈僳、拉祜、纳西等族。至于它们怎样分离成各单一民族的历史过程，以及在这些被认定是单一民族里的许多各有名称的集团之间在语言上及历史上存在着什么关系——这些都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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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苦聪人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根据语言这个特征来决定。这一点在上面所列举的两个识别例子中已经说明过。苦聪人中那些曾在不同民族的土司下被统治过、社会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的各部分间有可能发生分化，部分同化于其他民族，部分又与其他民族结合而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些问题只有对这地区做深入全面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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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一项为具体民族工作服务的科研工作。它为决定某些民族集团能否认定为单一民族提供客观依据。但是具体的决定还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并照顾到该民族发展上的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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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族别问题上，民族的意愿就是指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究竟是不是汉族或少数民族、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主观愿望的表现。我们在对民族识别做出决定时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主要是从政策方面考虑的。根据民族平等政策，族别问题的解决不能由其他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有任何强迫或是勉强，必须最后取决于本族人民的意愿。但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者长期的民族压迫、歧视造成的各民族的孤立和一个民族中各部分之间的隔阂，加上一些民族的广大群众还没有掌握对本民族历史及语言的科学知识，使得有些民族人民还缺乏充分条件正确地表达民族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另一方面必须耐心地帮助有关各民族人民及其有代表性的人物正确认识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进行民族识别的科研工作时应当尽量吸收该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密切联系该民族群众，充分和他们商量与研究，把科研工作和群众性的教育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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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变化、消亡的，各民族一直处在分化融合的过程中。当前我们急需处理的一些民族识别上的余留问题，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必须着重于分析这个比较复杂的分化融合过程，在最后做出族别的决定时尤须考虑到这项决定对这些集团的发展前途是否有利、对于周围各民族的团结是否有利，同时还应当照顾到对类似情况的其他集团会引起的反应。所以，有关各族人民的族别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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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自从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民族方面的科学研究是有成绩的。它的特点是密切地与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民族识别的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我国在这方面的科学工作者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在处理前人所没有处理过的问题。尽管出现过许多错误和缺点，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是在以科学工作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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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言：本文是根据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改写的。在准备这次发言时，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许多同志提供了资料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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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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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其一生著述颇丰，主要作品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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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详见费孝通、王静如等在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贵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份问题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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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见傅乐焕《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1955，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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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9～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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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载《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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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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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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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20世纪50年代赴云南等地，参加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的缘由是什么？它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民族识别的进程又如何？这些问题均为各国学者与族体众多的国家所瞩目。我将就我的经历、工作实践说明并探讨上述问题。重点侧重于我国西南部地区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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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民族识别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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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歧视、隔离与压迫政策，不承认我国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剥夺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使许多少数民族被迫更改、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因此在解放前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无法回答。只有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民族识别调查研究，这个问题才有了比较准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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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废除民族压迫制度，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社会改革，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民族关系，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自觉意识。于是除了那些历来被公认的少数民族外，许多大小族体纷纷公开了自己的族称。一九五四年，仅云南省就有二百六十多个族体上报族称。当时我们仅从表面分析，就发现“族称”很混乱。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名称。一些人自报地方籍贯名称，一些人竟自报特殊职业的名称。还有的地方共同体受汉族影响深，讲汉话，民族特点虽不显著，但还保留强烈的共同心理感情等。我们看到不少名称肯定不能成为民族名称，因为民族不应和职业、地方籍贯等名称相混淆，而且也不应因自报族称而把同一个民族分割开来。因此必须进一步研究群众自报的名称中哪些是少数民族，哪些实为汉族。如果确认为是少数民族，就要分清是单一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最后确定其民族成分和族称，以便国家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帮助他们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发挥他们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积极性。于是解放初期民族识别就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来。民族识别工作已经持续了三十多个年头，目前我国正式确认了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民族识别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绝大多数族体的归属、确认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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