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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改为“德昂族”，1985年9月，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德昂族群众的要求，重新定名为“德昂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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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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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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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学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为此，就需要对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再认识。进行这种再认识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统摄学科发展全貌，就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的长短得失做全景式的评说；另一种是从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出发，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本文拟采用后一种方法。我们选择民族识别作为考察对象。这是因为，第一，这一科研活动的理论前提是对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概括，属于民族学理论的“硬核”，对于它在民族识别中接受检验的情况进行思考，必将引出对这一硬核的新的认识。第二，1953～1956年集中进行的民族识别，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科学研究活动。在识别之初，全国自报时民族名称有四百多个，需要一一甄别辨析。经过四年的集中工作，我们积累了各种民族存在样式的丰富材料，建立在这些材料之上的理论认识，具有最大限度排除认识片面性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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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识别的全面情况，费孝通、林耀华二教授已做了很好的总结[2]，这里不再重复。本文拟从对民族识别中的理论困难和如何从这种困难中走出的分析出发，讨论我国民族学今后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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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民族识别：困难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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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要判定一个待识别集团是不是一个民族、是什么民族。这里的主要标准是科学依据和该民族的意愿。而在科学依据方面，除了要参酌历史，最根本的是要考虑根据民族定义衡量一个待识别集团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可以说，民族识别的理论前提是民族定义。这里所说的“民族”的含义是采用汉语“民族”一词的传统用法，即指一切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相当于英语的ethnos和俄语的этнос，而不同于斯大林所说的нац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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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学史上，存在着多种民族定义。民族识别应采用哪一种定义呢？西方民族学给民族下的定义在当时被认为是不能考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不曾给民族下过定义，只有斯大林在1913年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нация）下过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且强调，“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3]这一定义虽然明确，但由于是对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的定义，当时直接拿来作为识别我国的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是否合适，仍然需要论证。在斯大林1929年撰写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有这么一段话：“当然，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4]斯大林的这段话说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人们共同体中可以有四个特征的萌芽或潜在因素，这样，问题似乎接近解决。当时认为，应当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主要指民族定义）作为民族识别的指导理论，不过要灵活运用。强调灵活运用，实际上是在做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国化”的工作。这样，民族识别的前提理论已不纯然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是“中国化”了的斯大林民族理论。这一理论与其母体的区别在于：（1）民族的外延不同，斯大林的民族指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我们则指一切历史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外延要大得多；（2）民族的四个特征可以只具萌芽状态；（3）理论上更具弹性，斯大林对于民族的界定是确定的，中国化的斯大林理论强调“灵活运用”，这就为以后的理论探索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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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中国化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在民族识别中的命运如何呢？事实是，一经接触我国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它就遇到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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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共同地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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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体是在共同地域上形成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迁移流散，民族的分布状况不断变化。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经历了流动分合的复杂过程，形成了交错杂居的状态。解放初，有较完整聚居区的蒙古、维吾尔、藏、壮等族，占五十多个民族中的少数；有些民族分隔在互不相连的地域上，有聚居区又散居各地，如苗、瑶、彝等；有的分散居住，如满、回、畲、仫佬、乌孜别克等族。总体来看，以后两种情况居多数。溯源于今湘西、黔东地区的苗族，从20世纪初起不断流动迁徙，现在除黔东南和湘西有较大的聚居区之外，大多居住分散，分布7个省约20个县。这种分布状态形成了各地苗族语言、文化的差异，但仍保有基本的共同点：他们有三大方言，服饰、节日、婚俗、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各地苗族群众之间有深厚的民族感情。显而易见，居住分散并没有影响这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再如新疆北部的达斡尔族和锡伯族，系清乾隆年间从东北被征调去镇守西北边防的官兵的后代，他们虽与祖居地相距几千里，分离两百多年，却始终保留原有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又如东北地区被称为雅库特、通古斯和索伦的三个族体单位，来源相同，三百多年前游猎于黑龙江流域，因战争动乱长期分隔，如今散居于大兴安岭两侧，但语言基本一致，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婚丧礼俗和民间文学，信萨满教，以熊为图腾。解放后三部分要求合为一族，以共同的自称鄂温克为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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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民族虽无相连的共同地域，但有显著的民族特征，这就告诉我们，“共同地域”这一特征不能绝对化。显然，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形成之初是必须具备共同地域这一条件的，而共同体一经形成，其民族特征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此后的民族过程中，即使一部分人脱离整体分散出去，失去了共同地域，他们的民族特征也不会轻易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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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共同经济生活这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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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经济生活，斯大林原意是指资本主义民族内部的广泛经济联系。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内部，在形成期也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很微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民族共同体空间分布的变动，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有可能完全消失。我国的情况是，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分工、交换不发达，一些民族内部经济交往不密切，却与汉族或其他较先进的民族发生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依靠外族的市场。解放前，少数民族的农民大多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形成了与其他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经济整体。因此，不仅不可能根据族体单位内部的共同经济联系来区分族别，相反地，我们看到的是，长期联系在一个共同经济结构中的不同族体，各自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特点，而没有形成为一个民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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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看看共同语言的问题。有单独的语言可以作为形成单一民族的有力证据，问题是失去了固有的语言还能不能成为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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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畲族为例。畲族散居在5省80多个县，使用不同的语言。广东海丰、惠东及其以西的博罗、增城县的畲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或苗语支，[5]博罗、增城被称为畲族的群众甚至自认为瑶族。这一现象与畲族族源有关。对于畲族的族源，虽然学术界说法不一，但大多主张畲瑶同源。史书中畲、瑶并称。两族有内容相同的盘瓠祖先传说。前述这部分畲族使用的畲语与苗、瑶语的亲属关系可以认为是畲瑶同源的历史现象在语言上的反映。不过，畲族中的另一部分却不使用上述这种语言。广东东部潮安县凤凰山一带与闽、浙、赣、皖的共占畲族人口99%以上的畲民使用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近似汉语客家方言。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历史上畲、瑶分离后，畲民于隋唐时期已住在闽、粤、赣交界的山区。唐末宋初中原地区汉族（客家人）逃避战乱大批南迁，进入此地，对畲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很有可能，畲族在宋元时期接受了客家话，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明代起，这部分畲族陆续向闽、浙迁徙，而上述这种语言特点就一直保留下来。这部分畲族并不因接受了客家话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们始终持着对始祖盘瓠的信仰，这种信仰表现在祖图、族谱、祖杖、传说、山歌、服饰、祭祀、习俗等方面，在畲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维系和加强畲族的民族自我意识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情况表明，畲族虽长期在汉文化的强大包围之中，深受汉人影响，甚至丧失了原有的语言，但是还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意识，始终未被汉族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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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又是一例。分布在湘西、鄂西和川东的土家族，居住地以汉人居多数，通用汉语，只有极少数人会讲土家话。他们的固有语言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保存下来，是由于他们的人口比畲族多，居住相对集中一些。土家族虽然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但还保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自称“毕兹卡”，是古代巴人的后代，过去多行火葬，信白虎神，祭土王，跳摆手舞，年节习俗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周围的汉人。类似的情况在回、满、仡佬等族中都可以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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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说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可能失去了形成期具有的共同地域和经济联系，甚至丢掉了固有的语言，但如果共同的文化特点始终保留或部分地保留下来，就决定了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反之，如果失去了共同文化，将不成其为原来的民族。看来民族的文化特点比语言保持得更为牢固而持久。而只要还保留着共同的文化特点，就有维系民族自我意识的纽带。共同的文化特点是构成民族的最根本的特征。这就是说，有些待识别集团的民族文化特征很突出，但并不同时具备斯大林所强调的四个特征，而且这些缺损的特征也不是处于“萌芽状态”或仅是一个“潜在因素”，而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只是在复杂的民族过程中逐渐消失。这些事实不仅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大相径庭，也与中国化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凿枘不合。换句话说，民族识别开始预设的理论不能覆盖和说明民族识别的事实。民族识别遇到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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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问题的焦点是：仅仅具有“共同文化”的特征的人们共同体能不能被认作一个民族？如果遵从预设的理论，逐条对照，只能得到否定的答复，我国的许多民族都够不上作为单一民族的条件。而民族学的理论对族体存在状况的研究分析表明，构成民族特征的，一是共同语言，二是共同文化特点（广义而言，语言也包括在文化之中）；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民族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文化。我们当时充分考虑到斯大林对于“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民族要素的论述，借鉴民族学的有关理论，决定以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特征——共同文化特点作为识别民族的标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于是，一些并不同时具备四个特征的族体被确认为民族。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处理常谦虚地以“灵活运用”予以概括，今天看来，这正是对民族识别预设理论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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