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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重心的转移还使我们想到民族学的姊妹学科——民族史的研究。对于民族学课题的新的理解还会使民族史的内容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如果接受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文化是民族的根本特征这一观点，那么民族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民族共同文化发育、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就是必然的结论。我国民族史研究成绩卓著，所不足者，现有的民族史实际上主要是各民族的政治、军事史，涉及民族体本身发育、发展的内容不多，特别是对其中的核心内容——共同文化的发展，研究很不充分。在对于民族根本特征的新的理解之下，对于氏族史的内容结构进行调整，将把我国民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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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加强民族学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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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进行的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包含了大量的理论胚芽，积累了极具学术价值的丰富经验材料，这些都是产生理论的沃土。这些理论胚芽和经验材料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民族的本质特征，民族文化模式的要素及结构（包括民族自我意识在文化模式中的结构功能），民族文化发展、交融、流变的规律等。其中，每一方面又包括一系列更为具体的问题。但是，事实是，理论胚芽被长期搁置而未获发育，经验材料只得到整理而没有经过理性思维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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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失去了30年的时间。而在这30年中，苏联民族学已实现了以этнос理论体系对нация理论体系的超越。[9]这里突出地表明了我们对于民族学理论研究的忽视。究其原因，除了我国传统思维方式不重理性思辨之外，就民族学本身的情况看，主要有两点。（1）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替学科理论，而且对这种理论采取了某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多年来，民族学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作为自己学科的指导理论，而且对其中的某些具体结论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理论探索的任务在他们那里已经完成，忽略了学科理论的建设。（2）学科传统上，我们注意搜集实地调查材料而忽视理论概括。这在民族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具有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民族学研究重实证材料而轻理论概括的倾向是较为普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国外民族学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注重理论研究的趋向；与此相应，在研究方法上，在注重田野调查的同时，普遍重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殖民体系的崩溃使实地调查难以进行，因而转向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逐渐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对于后者，当代美国著名民族学家伊根在纪念民族学一百年的一篇总结性文章中做了这样的概括：“（民族学）百年史的主要变化是资料与理论的关系。最初的首要工作是搜集资料，以后日益认识到资料不能自动产生理论。”[10]重视理论研究使得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族学学派林立就是一个标志。[11]由于多年来闭关锁国，我们对此一度知之甚少，这也是我们轻视理论研究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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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对于经验事实的本质把握。从这一认识出发，加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实验意义。民族学要为社会实践服务，首要的一个原则是，它为社会提供的知识应当是科学的，而这就离不开理论。在这方面，反面的教训不是没有的。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民族学理论提供自己的认识成果，我们应当听从实践的召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2）对学科发展的意义。大力发展民族学理论是我国民族学实现突破的前提条件。民族学理论的水平决定了民族学研究的水平，国外民族学史上具有世界影响的民族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要想形成中国的民族学学派，要想使中国民族学在世界民族学之林中占有与我们这样的大国相称的地位，非要抓好学科理论的建设不可。这一点也是我国民族学在它发展的第二阶段中能否有所建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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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民族学理论的研究必然会使民族学内部形成一个新的研究层次——理论研究的层次。这就涉及民族学的另一根本性的问题，即学科体系问题。建立我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是当前不少同志关注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民族学内部，应当有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研究层次的划分。可能有人会问，我们的“民族理论”属不属于民族学的理论研究呢？我们认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主体部分不属于这一范畴。“民族理论”在我国有特定的含义。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除了研究民族的形成、发展规律而外，它的主体内容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体系，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和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总结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经验等（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第392页）。显然，民族理论的主体部分属于民族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理论根据，而民族学理论则属于基本理论研究。民族理论中的非主体部分，关于民族形成、发展规律的研究，则属于民族学理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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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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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淑娉（1930～ ），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52～1955年曾参加民族识别调查，主要著作有《原始社会史》（副主编）、《略论亲属制度研究》、《论环状联系婚与母方交错表婚》、《关于人类婚姻家庭形态的几个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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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林耀华：《新中国的民族学与展望》，《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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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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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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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其光：《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语言研究》1984年第1期；毛宗武、蒙朝吉：《博罗畬语概述》，《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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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种丛书为：《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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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阅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前所长、苏联科学院院士Ю·B·勃罗姆列伊所著《民族与民族学》第二部分第二章“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和课题问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266～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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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蔡元培：《说民族学》，载《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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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近二三十年来，苏联民族学界就民族概念、民族定义、民族特征、民族文化、民族意识、民族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而广泛的讨论。1967～1972年曾专门组织讨论了民族概念问题，现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этнос（“民族”）理论。这一理论试图将世界各民族的存在样式进行概括，形成一系列概念，并将这些概念构成一个有结构的概念体系。苏联民族学者认为，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对этнос进行分类。从民族机体和社会机体的关系着眼，可以从этнос中区分出民族体（этнос）和民族社会机体（эос）。民族体相当于我们泛称的民族，即广义的民族，例如汉族，可以包括我国境内外的和历史上的汉人。苏联民族学者试图给民族体下定义，有的把语言、文化列为主要的民族特征；有的分别加上地域、民族自我意识、心理素质、共同起源和国籍等因素。民族社会机体指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民族共同体，例如我国境内的汉族。他们认为，斯大林所说的нация相当于民族社会机体。而如果按照民族共同体所处的历史阶段来划分，нация又属于现代类型，包括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这样нация在民族共同体体系中的地位就很清楚了。可以看出，它仅仅是этнос中的现代类型的民族社会机体，是一个外延比较狭窄的概念，而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广义的民族。苏联民族学界的“理论表明他们在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参见Ю.B.勃罗姆列伊《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李毅夫《苏联民族研究理论述评》，《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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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伊根：《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一百年》，《民族译丛》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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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吴文藻《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新进化论试析》，《民族学研究》第七辑，民族出版社，1984，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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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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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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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识别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1956年8月，费孝通与林耀华两位先生于《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文，将“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列为当时民族学研究四项任务的首项（其他三项任务分别为“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和“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反映出当时的这一实际。[2]民族识别工作从1953年中央民委派调查组进行畲民识别以来，到1987年2月10日国家民委以“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已基本完成”答《民族团结》记者问为止，其间经过30多年时间。这段时间，国务院确定了我国共有56个民族成分，除汉族外的少数民族有55个之多，基本上解决了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族属即民族成分的问题，其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在某些地区还存在人数不多的少数族体的民族识别问题。这些遗留问题有待于今后继续进行研究，并逐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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