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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民族识别的任务已经完成，更改民族成分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但是还要加强有关民族识别的理论研究，把各民族的注意力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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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国民族》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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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光学，朝鲜族，原国家民委副主任，编有《中国的民族识别》（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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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工作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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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联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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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指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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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一项理论性、科学性、政策性很强而又相当复杂的重要基础工作。它直接关系到具体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胜利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问题。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既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实际工作，又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涉及民族定义、识别标准等理论问题。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识别研究工作是成功的，它是以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典范之一，并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和民族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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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中国民族识别研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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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之一。本文试从三方面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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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关怀下，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识别民族之众多，调查地区之广泛，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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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他们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创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是我们伟大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他们同汉族人民一样都是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但是，过去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却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歧视少数民族，抹杀各个民族在缔造祖国历史文化中的贡献和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而且荒谬地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否认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巩固其统治，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极力鼓吹“国族论”，把少数民族视为“国族”（实际上就是汉族）的“大小宗支”。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中，公然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国族”“宗族”或“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把那些历来被公认的许多少数民族也都说成是汉族的“宗支”；就连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五族共和”也被抹杀，[2]甚至称回族为具有“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从而根本否认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是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其目的是压迫和强制同化国内的少数民族。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国民党……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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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中国各个时期人们共同体变化的具体情况显得非常复杂，加之在旧中国统治者对国内各少数民族采取歧视、否认态度，一长期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因而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是长期埋没无闻的，许多少数民族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另一方面又由于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所以全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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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加强了民族团结，出现了一个亲密团结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因而许多长期被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纷纷提出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要求成为多民族大家庭里光荣的一员。据不完全统计，到1953年止，全国各地汇总登记的民族一单位名称共有400多个，其中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解放前贵州省有100多个民族名称，解放初期上报的民族名称有80多个。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也是少数民族人民民族自觉的表现。只有在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国家里，少数民族才会有这种自觉的返本归原、恢复本来面貌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政策，首先要搞清楚中国有哪些民族，以及他们的人口分布、各具什么特点等。因此，自1950年起，民族识别被提到了民族工作的日程上，由中央及有关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了包括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民族工作的人员在内的科研队伍，对新提出民族名称的各个民族单位，深入实际，进行了民族识别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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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的民族访问团，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初步接触到民族识别问题。1953年国家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福建、浙江等省调查研究畲民族识别问题。同年，中央民族学院在国家民委领导下，也派出达斡尔族识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的达斡尔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1954年中央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该省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提出的26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识别，归并为22个，除首先确定的彝、白、傣、苗、回、佤、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藏和瑶族外，还识别了68个大小族体，有的给予正名，有的划分了归属。1955年国家民委又派出广东疍民、畲民识别调查组。1956年又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此外，贵州、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湖北、广东、西藏等省、自治区也陆续派出许多民族识别调查组，深入到各个民族地区，做了大量的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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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在对“民族”定义内涵上的认识和实践中应用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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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识别研究工作中，首先要明确什么叫作“民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民族定义，对于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由于我国的国情和民族实际情况的不同，因而对“民族”定义的内涵的认识和实践中的应用也有所不同。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马克思说：“只有当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时，……这时民族方始产生。”[4]恩格斯说：“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仅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5]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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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斯大林则集中论述现代民族的形成。列宁说：“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6]斯大林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7]斯大林还在1913年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8]1929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又写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9]这就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著名论点。斯大林在前后两个民族定义中所指出的民族四个特征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把前一定义中“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改为“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使对“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民族特征的表述更加确切和易于理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总结。他根据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形成的民族，总结了它的特点，概括为四个特征，具有原则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但他认为缺少一个（民族特征）就不成其为民族的论断，“不能不带有相当的武断”[10]。苏联党和政府根据人们共同体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人口多寡的不同，而确定了不同的称谓。他们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人们共同体，称之为“民族”；而把十月革命以后、人口较多的人们共同体，称之为“社会主义民族”；人口不足10万的人们共同体的称谓，翻译为“部族”；对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称之为氏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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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民族情况与苏联不同，我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影响既久又深，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各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经济文化、事实上不平等，所以我国既没有机械地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也没有搬套苏联的经验，把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区分为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而是采用实事求是的原则。通常所用的“民族”一词的含义则比较广泛，它不仅适用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人们共同体，而且还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们共同体，它包括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氏族、部落、部族等。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毛泽东同志对于“民族”一词的含义明确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精神，我们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不论人们共同体的人口多少，分布的地域大小，也不论其社会发展阶段高低，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在分布地域、经济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意识等方面，具有明显特点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都称之为“民族”。这就是我国对于“民族”一词的定义内涵的认识和实践的应用上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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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民族识别研究在民族识别标准上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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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具有自身的特点，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是长期社会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产物。在一定地域上、一定时间里存在着哪些人们共同体，是一个必须就具体问题、按人们共同体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对民族识别标准问题的研究，也是识别民族的科学的客观依据。斯大林使用的“民族”一词，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其四个特征也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特征。但是，中国待识别的民族单位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大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形态，他们尚未发展成为近、现代的民族，一般都不完全具备这四个特征，而且大都处于逐步形成之中。所以，在中国的民族识别研究中，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民族的特征作为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待识别民族单位族别的标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特别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心理素质，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漫长历史发展中就已经逐渐形成了。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当然，民族（指现代民族——作者注）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11]这就是说，由于人们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他们的语言、地域、心理素质等特征的发展，使他们的共同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氏族、部落、部族等的特征，就是近、现代民族特征的萌芽状态，亦即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性。但这四个民族特征的萌芽在不同阶段上发展程度不是平衡的，有的明显突出某一个或几个民族特征，所以不可能对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要求具备完整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四个特征。与此同时，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出现分化或融合的现象，甚至有的民族共同体正处于“分而未化”或“融而未合”的过渡阶段，其形成的民族四个特征既不明显，也不平衡。因此，在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我们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既不能生搬硬套地运用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四个特征，把它作为待识别的多数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民族的标准，又不能不把这些民族特征作为民族识别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入门指导；既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又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民族的实际，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进行民族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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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地域是一个民族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密切内部联系、凝聚成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的空间条件，是指历史上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群众在这一共同地域上的长期稳定居留，而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共同居住生活的地区。共同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这三个特征，只有在共同地域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共同地域是形成民族的基础。在中国，待识别的民族单位中大多数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发生了不断的迁徙，已形成了自己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又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交错居住在一起，形成了汉族以内地为中心遍布全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插花式分布状态，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上，各族之间相互密切联结在一起。因此，在衡量待识别民族的共同地域这个特征时，要结合上述实际情况去考察，尤其有些民族共同体在地域上形成了不相连接的情况，但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社会联系和显著的共同心理素质。苗族、瑶族、畲族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认为在地域上的分散居住，就是人们共同体的分裂，也不能因为缺乏长期、稳定、聚居的共同地域，而否定他们是一个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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