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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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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锡银（1936～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四川少数民族》（合著）、《羌族史》（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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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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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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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民族政策讲话》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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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4日），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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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静仁：《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民族团结》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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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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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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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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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民族识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诺人识别50年的历史哲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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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玉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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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诺人识别过程的回顾与识别后的学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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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基诺人识别40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2]（以下简称《40年回识》），其中有对基诺人识别过程的详细说明。这里再做以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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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笔者因编写《彝族简史》的需要对基诺人进行民族识别，时任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暨云南省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领导的侯方岳所长对此十分重视，行前谆谆告诫：多民族的云南存在多种社会形态，独有彝族同时存在奴隶制与农奴制，加上有很大可能是彝族一个支系的基诺人属原始社会，那么一个民族中就同时存在着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这不仅可使彝族历史大为丰富，更对有人提出的写一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续编”大有好处。换言之，此行的成果与马列经典有关。当时本人深感任务重大，难以胜任，侯所长则多方勉励，并指示笔者到西双版纳后多向民族识别的专家林耀华先生求教。林先生是学界前辈，1953年就曾率队对云南族籍未定的少数民族进行大量的识别工作。故笔者到西双版纳后曾得到林先生多方指点：必须以斯大林的民族构成四特征为依据。笔者据此开始了第一次识别工作，并收集回了部分资料。但当时在景洪主持编写《傣族简史》的林耀华（时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与方国瑜（时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二位先生听了我第一次调查汇报后，认为没有在识别问题上提出倾向性意见，建议再进行第二次识别。为此我又背着行李登上了基诺山，调查时间是1958年11至12月，结果写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攸乐（基诺人的音译异字）山的人》的调查报告，近3万字，但仍没有明确回答基诺人是否属于彝族支系的问题。尽管此次仍未能完成识别基诺人的任务，然其文化特点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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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完成《彝族简史》二次铅印送审稿后，我返回北京本单位——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接着是两次“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自无识别基诺人的可能。但粉碎“四人帮”不久后就“时来运转”，1977年四川民族研究所李绍明同志（绍明兄1958年编写《彝族简史》时就与笔者友好相处，可谓无话不说，近已仙逝，特此悼念）邀我参编《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当包括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近20位学人的编写组来昆时，我随即提出基诺人的识别问题，得到认同并经云南省有关方面批准，编写组改为基诺人识别组，并立即实施。结果，识别组认定基诺人具备了构成单一民族的条件，决定由我写出识别报告上报。由此便有1979年国家对该报告的确认，基诺人随之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第56个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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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是全国“大跃进”的时代，对于当时进行的基诺人民族识别，笔者也就自然认为，它是属于“大跃进”的一部分。其实，本人那两次的整个调研，也体现了那一个时代的特有精神。如果把这一工作再具体化，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识别”条开宗定义所说：“指民族成分与民族名称的辨别。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贯彻民族政策而进行的一项工作。”[3]笔者对民族识别的这一基本认识，一直维持了大约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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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改革开放10年后的1988年，我才发现民族识别中的一些新问题，再经10年的学识积累，1997年终于发表了《40年回识》一文。它发表不久即被10余家丛书转载，其中授予“特等奖”的一家还概括了其四点新意：一是民族识别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先是识别学人调研后写出识别报告，此为研究行为；后是国家主管方对识别报告的确认，此为决策行为。二是偶然性机遇与学人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基诺人的识别即可为例。三是提出“刚性理论”向“柔性理论”转化的建议，如不宜把“人”与“民族”这两个在个性与共性上互通的概念以法规形式刚性区别等。四是提出异于前人的民族识别定义：“它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完成的一项民族工作方面的政治性学术任务。”[4]以上观点，已以不同形式被社会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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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回识》发表至今已12年，借助50年的宏观视角，笔者又有了如下新知：民族识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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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民族识别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例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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