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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它已具备了进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条件。其原因是，本文上一部分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基本特征的具体论证，解决了民族识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且其个性中具有共性，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的层次。因此，民族识别犹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最终连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并构成了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例的民族识别的宝贵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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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在理论联系实际中的突破与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实践与认识过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近于成熟的宏观理论体系，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上升至理论层次才能与它相连接。作为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西学，也由此转变为东方中国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不同点。至于它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从史学的角度分期，以笔者的基诺族识别来讲，可以将它分为两个时段：第一阶段是1958～1979年，是在既以马列理论为依据又对它进行修正中完成基诺人识别的过程，基诺人识别报告被国家确认就是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的标志。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今的30年，是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演进的探索过程，可谓基诺族识别史的学理完善期。从全国的民族识别来看，1979年前的30年是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期，1979年至今的30年是中国民族识别史的学理完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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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因与本题密切相关，还需特别说明的是，近20年来有一种否定民族识别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的倾向（以下简称“否定说”），其中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经过识别的56个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本质上都是自然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我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对这种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辨析和确认，而不是在政治上人为地制造民族”。[9]此言在否定人为制造民族说的同时，又过犹不及，将中国民族识别与美国、泰国等世界上一切民族识别之间画等号。因此，它的必然结果就是：既忽略了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举世仅有的基本特征，更抹杀了中国民族识别的一个基本事实——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因为没有这一理论依据就不会有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此外，“否定说”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否定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其否定的角度也多种多样，以至上溯到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政策等，也都是有其学术视角的，故一研究中国民族定义的大作竟感叹：“一个中国历史的局外人，为什么会主宰了他身后几十年的中国的学术？”[10]既然如此，“否定说”谈到中国民族识别时，自不会有对依据马列理论的认同。而其实，斯大林民族定义也是列宁的定义，因为它不但得到列宁的高度赞赏，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有关，因而它就成为了20世纪中国民族识别所使用的基本马列经典。更何况，即使中国民族识别中曾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错误进行修正，它又未尝不是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呢？尽管几十年后的文章中各有其否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不同视角，但任何角度都难以与斯大林脱离瓜葛。而笔者拙文的全部论证，都是在说明我国民族识别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这一基本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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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当时作为马列经典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根本性修正，既有先辈名家们的业绩，更有毛泽东主席1953年的决策性指示与认准。这一切都可以证明，20世纪50～70年代完成的民族识别，就是在既以马列理论为依据又据中国国情对它进行否定性超越中，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事实。今之学人可以从各种视角评说中国民族识别史，但不宜用50年后的现代视角取代历史事实。为此，回顾近60年的中国民族识别史，还可以选择历史哲学的另一种视角：正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错误”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它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那也就不存在民族识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本文的基本学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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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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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玉亭（1935～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基诺族简史》《云南蒙古族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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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玉亭：《基诺人识别40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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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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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玉亭：《基诺人识别40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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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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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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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杜玉亭：《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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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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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希恩：《民族识别是对民族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辨析和确认·编者按》，《中国民族报》200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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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振宏：《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民族定义研究》，《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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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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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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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人口由56个民族组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并在行政体制上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的第六节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第112条、122条），对其机关设置和职能做出具体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方面的基本框架与思路。但是如何才能在现实社会中落实宪法原则以及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就是对“民族”定义的统一理解和在全体国民中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这项工作完成了，明确了中国有多少个“民族”、每个中国公民各自属于哪个“民族”、谁属于哪一个“少数民族”，这才能谈得上如何进一步确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谈得上“自治机关的建立”，才能确定中国公民中“谁有资格享受”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中的哪一种具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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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以来，一些当时进行“识别”工作时留下的调查资料已经整理出版，也有一些当事人对这一工作出版了综述文章或回忆录。这些也成为今人理解和研究当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宝贵史料。但是有一个最最基础性的问题，在这些出版物中很少涉及，这就是如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来理解对“民族”的基本定义和实际应用。我们应当把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得到加强的“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作为“民族”单元？还是参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苏联“民族识别”的做法，把中国内部具有不同血缘、文化和生活习俗传统的汉、满、蒙、回、藏等作为“民族”单元？由于列宁和斯大林对这个基本问题已有定论，所以中国学者对于这个基础性的问题，长期以来鲜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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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60多年，以“民族识别”工作奠定的56个民族的国体框架也在社会实践中走过了60多年。以各地区的社会实践来反观、反思这一框架的运行效果，来反思当年这一工作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结合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后人们对其“民族”定义和制度运行效果的反思，应当是一件中国学术界不能回避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工作。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对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历史回溯，讨论苏联民族理论和相关制度对新中国理论和制度建设的影响，对当时“民族识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并通过具体事例讨论“识别”过程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分析在识别结果中是否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民族识别”完成之后，每个国民“民族身份”的确定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建制是否在不断强化各群体的“民族意识”，推动他们从传统社会中的“部族”转变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是否有些“民族”在被识别后出现了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构建的现象？以及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从“民族国家建构”和“公民国家建构”这些基本理论视角对这一过程及其后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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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的由政府主导的对“56个民族”的民族建构对新中国60年来的族群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深远影响。相信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将有助于读者从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层面来理解中国的民族体制，以及当前在西藏、新疆等地区出现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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