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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当时作为马列经典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根本性修正，既有先辈名家们的业绩，更有毛泽东主席1953年的决策性指示与认准。这一切都可以证明，20世纪50～70年代完成的民族识别，就是在既以马列理论为依据又据中国国情对它进行否定性超越中，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事实。今之学人可以从各种视角评说中国民族识别史，但不宜用50年后的现代视角取代历史事实。为此，回顾近60年的中国民族识别史，还可以选择历史哲学的另一种视角：正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错误”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它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那也就不存在民族识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本文的基本学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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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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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玉亭（1935～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基诺族简史》《云南蒙古族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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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玉亭：《基诺人识别40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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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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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玉亭：《基诺人识别40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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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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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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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杜玉亭：《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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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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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希恩：《民族识别是对民族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辨析和确认·编者按》，《中国民族报》200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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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振宏：《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民族定义研究》，《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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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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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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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人口由56个民族组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并在行政体制上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的第六节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第112条、122条），对其机关设置和职能做出具体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方面的基本框架与思路。但是如何才能在现实社会中落实宪法原则以及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就是对“民族”定义的统一理解和在全体国民中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这项工作完成了，明确了中国有多少个“民族”、每个中国公民各自属于哪个“民族”、谁属于哪一个“少数民族”，这才能谈得上如何进一步确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谈得上“自治机关的建立”，才能确定中国公民中“谁有资格享受”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中的哪一种具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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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以来，一些当时进行“识别”工作时留下的调查资料已经整理出版，也有一些当事人对这一工作出版了综述文章或回忆录。这些也成为今人理解和研究当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宝贵史料。但是有一个最最基础性的问题，在这些出版物中很少涉及，这就是如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来理解对“民族”的基本定义和实际应用。我们应当把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得到加强的“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作为“民族”单元？还是参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苏联“民族识别”的做法，把中国内部具有不同血缘、文化和生活习俗传统的汉、满、蒙、回、藏等作为“民族”单元？由于列宁和斯大林对这个基本问题已有定论，所以中国学者对于这个基础性的问题，长期以来鲜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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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60多年，以“民族识别”工作奠定的56个民族的国体框架也在社会实践中走过了60多年。以各地区的社会实践来反观、反思这一框架的运行效果，来反思当年这一工作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结合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后人们对其“民族”定义和制度运行效果的反思，应当是一件中国学术界不能回避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工作。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对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历史回溯，讨论苏联民族理论和相关制度对新中国理论和制度建设的影响，对当时“民族识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并通过具体事例讨论“识别”过程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分析在识别结果中是否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民族识别”完成之后，每个国民“民族身份”的确定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建制是否在不断强化各群体的“民族意识”，推动他们从传统社会中的“部族”转变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是否有些“民族”在被识别后出现了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构建的现象？以及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从“民族国家建构”和“公民国家建构”这些基本理论视角对这一过程及其后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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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的由政府主导的对“56个民族”的民族建构对新中国60年来的族群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深远影响。相信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将有助于读者从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层面来理解中国的民族体制，以及当前在西藏、新疆等地区出现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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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四方面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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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近百年在“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需要思考这些问题出现的历史背景。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民族问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复杂和最为困难的研究领域。其之所以复杂和困难，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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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自秦朝统一中原以来经历了几千年的朝代更替和疆域变迁，所管辖的版图内包含了居住在不同地理环境、具有不同历史记忆和群体想象、使用不同语言文字、保持不同生活习俗的许多群体，这些群体散布的区域，从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一直到管理松散的边缘地带，从朝廷任命官员直接治理的核心区的行省州县逐渐过渡到册封当地世袭部落首领的土司辖地，形成了多重的“同心圆”治理模式。历朝历代的中央政权，根据各地不同部落、群体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采取了多样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一地一制，一族一策”。如西南地区，《宋史·列传·蛮夷一》称“西南诸蛮夷，……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元史·列传》描述“外夷”的有三篇。《明史·列传》中详细叙述了各地“土司”（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域”各卫所的历史沿革。清朝长期对统辖下的不同地区采取“多元式天下”的管理体制，如西南山区的土司、蒙古部落的王爷、新疆绿洲的伯克、西藏的噶厦，这些各不相同的行政体制阻碍了各部落、族群的跨地域迁移和经济、文化整合。[2]虽然这些管理设置都是从朝廷的需要出发、为国家目的服务的，并没有多少直接为当地人的利益服务的动机，与现代政府有本质的差异，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介入制约了当地各种群体的权力角逐，为地方带来安宁，也促进了边疆地区与内地以及边疆地区之间的某些交流，客观上对地方各族长期稳定的关系模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中国这种多元化的行政管辖体制与中世纪欧洲等地区的封建领地体制很不相同，本身就给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格局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研究对象的悠久历史和复杂多元的内在结构，是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时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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