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55890
要理解中国近百年在“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需要思考这些问题出现的历史背景。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民族问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复杂和最为困难的研究领域。其之所以复杂和困难，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
1702255891
1702255892
第一，中国自秦朝统一中原以来经历了几千年的朝代更替和疆域变迁，所管辖的版图内包含了居住在不同地理环境、具有不同历史记忆和群体想象、使用不同语言文字、保持不同生活习俗的许多群体，这些群体散布的区域，从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一直到管理松散的边缘地带，从朝廷任命官员直接治理的核心区的行省州县逐渐过渡到册封当地世袭部落首领的土司辖地，形成了多重的“同心圆”治理模式。历朝历代的中央政权，根据各地不同部落、群体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采取了多样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一地一制，一族一策”。如西南地区，《宋史·列传·蛮夷一》称“西南诸蛮夷，……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元史·列传》描述“外夷”的有三篇。《明史·列传》中详细叙述了各地“土司”（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域”各卫所的历史沿革。清朝长期对统辖下的不同地区采取“多元式天下”的管理体制，如西南山区的土司、蒙古部落的王爷、新疆绿洲的伯克、西藏的噶厦，这些各不相同的行政体制阻碍了各部落、族群的跨地域迁移和经济、文化整合。[2]虽然这些管理设置都是从朝廷的需要出发、为国家目的服务的，并没有多少直接为当地人的利益服务的动机，与现代政府有本质的差异，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介入制约了当地各种群体的权力角逐，为地方带来安宁，也促进了边疆地区与内地以及边疆地区之间的某些交流，客观上对地方各族长期稳定的关系模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中国这种多元化的行政管辖体制与中世纪欧洲等地区的封建领地体制很不相同，本身就给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格局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研究对象的悠久历史和复杂多元的内在结构，是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时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1702255893
1702255894
第二，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几大古代文明之一，中国曾经在其所在地区（欧亚大陆东部）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形成了一个向周边文化扩散和具有独特认同意识（“华夷之辨”）的文明体系。它的文化主脉绵延持续了几千年之久，直至19世纪中叶才遇到外来文明的真正挑战。其间虽因改朝换代，皇帝的族属和年号也多次更换，但都自认为是“中华文明”的继承人，是区域“大统”的维护者和“天朝”的统治者。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称其为“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的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3]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教授在肯定中国传统族群观念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主义”的同时，指出中国还存在另一个“民族主义”族群观，即当外部蛮夷真正威胁到中华文明主脉的生存时，中原的汉人群体就会放弃“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而代之以界限分明的汉族与国家的观念”，他称之为中国民族观的“复线结构”。[4]我把这一传统的主脉概括为族群观念、华夷之辨的“文化化”模式。[5]在这样一个具有独特的群体观念、政治认同体系和几千年发展惯性的国家，无论是来自欧洲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产物即“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还是工业化进程中另一个政治产物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主义”，以及来自反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的政治文化概念，都很难与中国这个东亚独特的文明体系相衔接。当这些外来观念的定义和分析逻辑被应用到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时，都不是合适的概念和理论工具。
1702255895
1702255896
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50多年里，这些外来的“民族”理论和政治认同体系伴随着洋枪洋炮也先后被引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学者们很愿意学习吸收的、甚至非常时髦的“现代知识”。但是这些外来的“民族”理论和政治认同体系毕竟来自不同的文明传统、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背景，彼此之间相互冲突，这也使得近代中国的民族研究者接受了不同的学科知识体系，没有完全统一的理论基础，甚至内部的对话也十分困难。20世纪初中国学者们曾使用“民族”、“国族”、“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梁启超）、“五族共和”、“宗支”、“宗族”等概念，近年来又提出“族群”等名词，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始终在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些外来概念的讨论中挣扎和苦思。
1702255897
1702255898
今天，我们很显然已经不可能改回去继续用传统的“旗人”“回回”“汉人”等词汇而避免用“民族”的概念，这不仅仅因为外来的“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已经在中国流行超过百年，而且来自西方的政治、学术话语体系是我们今天的学术活动与国际交流所不可回避的。但是，我们今天既然需要继续使用“民族”这个概念，又用它来表示具体群体，我们怎么可以不把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和内涵搞清楚呢？由于这个外来的词汇与中国传统认同体系之间很明显地存在一个“不兼容”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从当下的已经使用的术语语境出发，参考西方话语体系中的相关定义，以“向前看”的态度来明确与调整我们用语的定义。没有大家公认的、适用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工具，是中国民族研究面对各种困境的第二个难题。
1702255899
1702255900
第三，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50多年里，不仅是这些外来的“民族”理论和政治认同体系先后被引入中国。与此同时，外国军队对中国发动的多次强盗式的侵略战争就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领土范围，通过不平等条约等手段，列强先后强迫中国割让了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许多城市划定了各国“租界”，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新划定的这些“国界线”打乱了历史上形成的族群、部落原有的政治互动模式和归属关系，导致许多具有内部认同的群体被分割在“国界”的两边。
1702255901
1702255902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进一步分裂和瓜分中国，通过各个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各地派遣驻军、外交官、传教士、探险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者。这些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先遣队们”深入中国的各个角落，不仅像强盗一样疯狂盗窃中国的历史文物（如在敦煌），同时也深谋远虑地向居住在中国国境内但与中原群体在祖先血缘历史记忆、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各个部落和族群灌输它们是“独立民族”的观念，所谓“满洲民族”“蒙古民族”“藏民族”“汉民族”这些概念，都是西方人首先使用并介绍进中国的，而且十分恶毒地把“汉族”称作“Chinese”，与“Manchurian”“Tibetan”“Mongolian”并列，表示“Manchurian”“Tibetan”“Mongolian”不是“Chinese”（中国人或中华民族成员）。[6]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在武器供应、民族精英培训（招收留学）、提供资金和外交支持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清廷和中华民国）对这些地区的行政管辖和主权行使，千方百计鼓动“汉族”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图彻底肢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打乱并改变了中国这个“天下帝国”原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
1702255903
1702255904
由于不同地区（蒙古、西藏、新疆、云南、东北等）在历史上与中央政权保持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多元式天下”），它们受帝国主义势力影响和干预的程度各不相同，这些群体的上层集团和青年精英在中央政权和外部势力的多重影响下开始分化并走上不同的发展轨道。同时在这些帝国主义之间还存在着争取少数民族精英的激烈竞争（如沙俄和英国对十三世达赖的竞相争取），各国都在努力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就使得中国各地区的“民族”状况和“民族”关系处于异常复杂的状态和急剧变化之中。外来势力的多头干预和各地区认同意识和行政交往的动态演变，更为我们理解百年来的中国民族关系的进程增加了新的难度。
1702255905
1702255906
第四，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在外部帝国主义多次强力的冲击下所经历的历史进程，基本上是从一个多元的传统中央专制集权国家（有人称之为东方式帝国）向一个现代共和制的强调国民同一性的民族国家的方向演进。这一百多年又可以大致划分为目标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跨越清朝和中华民国），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至今日的人民共和国时期。
1702255907
1702255908
在第一个历史时期，从无知迷茫逐步到学习和探索，中国知识精英们基本上是以欧美列强（共和宪政）为国家构建的榜样，甲午战争后，学习的榜样中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变法维新）。目标就是以欧美为榜样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知识精英们对于未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中的“中华民族”如何定义、应该包括哪些群体，一度出现尖锐的分歧。这一分歧其实自明朝被清朝取代时即已经开始，在雍正写《大义觉迷录》时达到一个高潮，在清末的“保皇党”和“革命党”的争论中达到顶点。前者认为应以文化传统来辨别“华夷”，所以满清朝廷和清朝统治下的各族都属于“中华民族”；后者则从血统、“种族”出发，坚持“驱除鞑虏”，在清朝的22个行省中只要18个省（排除东北3省和新疆），“‘中华’甚至被他们改造成了‘汉族’这样一个狭义的民族概念。革命派对‘中华’的解释，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起一个‘中华=中国=汉族’的公式”。[7]这一分歧随着辛亥革命而告一段落，随后以“五族共和”和“中国=中华民族”的理念先后被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作为国家构建的总体目标。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各族都是中华民族成员”的意识在全国进一步得到普及。[8]
1702255909
1702255910
在第二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革命策略上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同时也接受了斯大林民族理论（“民族”定义）和民族关系的制度与政策，中国被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国家”。1949年后，新中国参照苏联建国模式，为了贯彻民族平等和实现民族解放，“民族识别”、民族身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就是必须推动的基本制度建设。这是与前一个历史时期的目标方向完全不同的一种国家构建思路。但是，参加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的专家学者们（如费孝通、林耀华等）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国家或民国时期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接受教育的，在实际的“识别”操作中必然受到西方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影响，加上我国许多地区存在群体居住混杂、族际通婚和异地迁移的现象，这使得许多群体的“身份认同”是多元化和边界不清的，要把民众传统的部落、家支、氏族的概念去和斯大林的“民族”概念[9]衔接起来，必然会出现被“识别”客体的观念混乱和进行识别的主体在结论中的武断。[10]全国西南、西北、东北、华南等各地区居住的群体在“民族”格局上由历史形成的多样性，派到各地开展“识别”工作的专家们自身知识和思维判断的偶然性，都会对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的结果带来影响。
1702255911
1702255912
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里，理解和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前一个时期依据的是西方的“民族”（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后一个时期依据的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m）、斯大林的“民族”（nationality）和“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尽管这是两个在表面上截然独立、互不相通的概念体系和政治制度，但是无论是作为“识别”和研究对象的中国各群体，还是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族研究者的学者队伍自身，都是在晚清和民国的中国社会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些“历史遗毒”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干部、学者、少数民族首领和民众。这种表里矛盾、内外冲突的概念和实践，自然也就使我们理解和分析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民族关系更加困难。况且，新理论、新制度、新政策在基层的实践中绝不仅仅是被人们被动地接受，在其推行中如果体现出一种新的利益格局，那么年轻一代不但会接受这些新理论、新制度、新政策，而且会成为它们的捍卫者，甚至还会积极主动地去扩展这些制度和政策的涵盖面、提高它们的层级，以争取本群体和自身的最大利益，这在苏联解体前的民族博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1]
1702255913
1702255914
以上这四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民族演变历程和民族关系的复杂局面，以及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不同取向。以“民族单元”建立“多民族联邦制”国家体制的苏联和南斯拉夫已经在20年前解体，中国一些地区在近10年来也出现了民族关系紧张的迹象。当此之时，作为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中国学者，有必要超越第二个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局限，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从鸦片战争以来150多年里中国人为了“民族构建”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中总结出一些更深刻的道理，应当重新思考“中华民族”和“民族”的定义，应当重新思考中国今后“民族构建”的目标与方向。
1702255915
1702255916
1702255917
1702255918
1702255920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是我们剖析中国民族问题的切入点
1702255921
1702255922
为了更好地了解过去，以便更清醒地思考未来，对于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民族演变过程的不同历史时期，都需要重新认真深入地加以研究。而作为中国“民族构建”第二个历史时期的关键起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无疑是一个需要仔细重新审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民族识别”工作的识别对象、调查工作者、上级指导部门这几个群体身上汇集了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中国民族问题演变的四个方面的难题。
1702255923
1702255924
直至20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的行政体制仍然是“多元化”的，王爷、土司、头人、山官、部落首领等各自以不同的制度管辖着少数民族聚居区。彼此之间差异极大，按照当时流行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化论”的概念，有些群体被认作依然停留在“原始公社”阶段。被识别的少数群体在近代的演变历程也是多元和曲折的，如东部回族和满族大多直接参与到了沿海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在思想观念和现代经济活动的参与方面与汉族大致同步；西部的藏族仍保留在“政教合一”的传统体制下；从东部到西部，中间还存在着多级“过渡区域”。在少数民族民众中保持的是传统的部落、家支、氏族认同，但是外出见过一些世面的部分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已开始接触到帝国主义宣扬和灌输的现代“民族”意识。又如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如景颇族）的文字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制，在许多方面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
1702255925
1702255926
以上各种情形所造成的影响总体归纳起来包括：①在被“识别”的少数群体的大多数民众中流行的是传统群体认同意识，许多群体成员把“部落”认同凌驾于汉人工作队介绍的“阶级”认同之上；②被“识别”的少数民族精英已出现分化，有的保持对中央的传统效忠和辖区自治的观念，有的精英开始受到西方“民族”观念的影响而探讨“独立”的可能；[12]③进行“识别”的专家学者们在学术上主要是在第一个时期接受的西方人类学、语言学训练，在“识别”过程中仍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人类学、语言学的知识，同时他们又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领导，努力领会在第二个时期居于“经典”地位的斯大林“民族”定义；④领导“识别”工作的政府官员和民族工作部门则坚持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积极参照苏联模式来设计和构建中国的“民族”框架和相应制度。所有这些历史因素和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同的政治导向统统“聚焦”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实践中。正是由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各方面不同组合和相互博弈，导致了各地区“民族识别”工作的最终结果。
1702255927
1702255928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56个族群的大框架，今天凡是涉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各项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实施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根据在社会调查中发现的客观现象和现实问题来对这个框架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进行思考。为了开展21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以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来重新认识、理解和分析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民族识别”工作作为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折点，汇集了当时与“民族”问题相关的所有社会矛盾和观念冲突。因此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
1702255929
1702255930
有许多涉及当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具体问题在今天仍然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在当时开展识别工作时，各调查组成员们如何认识和理解“民族”的基本定义？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当时都是根据哪些具体的标准进行识别的？在识别时参考的是些什么证据？在政府进行识别之前，当地的各族民众和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身份认同体系”究竟是怎样的？当时人们怎样称呼自己，又如何称呼其他群体的成员？在开展“识别”和最终判定时，调查组和学者们之间是否出现过不同意见？这些争论又是如何讨论和裁决的？哪些因素对于一些具体“民族”的识别和判定起了关键作用？苏联专家在什么程度上介入和参与了这一工作？政府的行政领导对识别工作进程和最后的“民族”判定是否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关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对于我们理解第一历史时期的遗产、第二历史时期转型的支点及近60年来的民族构建的演变，无疑会有极大的启迪。
1702255931
1702255932
1702255933
1702255934
1702255936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中国20世纪50年代开展“民族识别”的社会环境与政策背景
1702255937
1702255938
我国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正是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使我国建立起了一个“民族身份”与族群关系的整体性框架，并把它制度化。当时政府决定开展这样一项工作，[13]可能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1702255939
[
上一页 ]
[ :1.702255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