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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民族识别的基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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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始自20世纪50年代初，时至今日仍没有最后完结。开展民族识别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民族工作的需要，一个是各民族自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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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将民族平等作为自己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制定和实行这一政策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明确政策对象，即中国有哪些民族、多少民族，而恰恰这一点当时并不清楚。实际上这一问题自辛亥革命时就已提出来了。建立民国后，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但很快他就提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还说我国“何止五族”。[3]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讲：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其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4]“数十种少数民族”比“五族”大进了一步，但仍是个概数，并不准确。这怪不得他们，革命的岁月和战争的环境，容不得人们弄清楚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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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完成民主革命、建立新国家后就不同了。1950年，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再次接触到了这一问题，他说：“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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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好奇，而是为了开展民族工作、落实民族政策。为此，从1950年开始的中央访问团赴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其任务之一也是摸清少数民族的族别情况。随后，多民族各省对自报的民族群体进行调研，而中央民委从1953开始也不断派出识别调查小组，先后赴中南、东南、西南、西北和内蒙古等地区调查研究，对相关的民族予以确认和甄别。30年后，亲身参与了民族识别的费孝通教授在总结这一工作时说：“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有必要搞清楚我国有哪些民族。比如，在各级权力机关里要体现民族平等，就得决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哪些民族应出多少代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时，就得搞清楚这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6]这就把民族识别的原因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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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族识别的进行也是中国各民族的自觉要求。受近代民族理念的浸染和巨大社会变迁的影响，民族认同与自身利益结合起来的民族意识自近代以来逐步显现和增强。这其中有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意识，也有各族体自身的民族意识。如今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总是追溯到清末民初，是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侵略激发了中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近代革命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理念又激发了各民族自身的民族意识，而这些民族意识都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中国各民族在人口、历史文化和发展状况上固然是很不相同的，各自的民族意识或民族自觉表现情况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各民族自觉的普遍发生。蒋介石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试图借强调“中华民族”而抹杀少数民族的地位，不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也遭到了少数民族的普遍抵制，以至于他领导的国民党不得不将“民族平等”“扶持弱小民族”的“自治”和“进步”等继续写在政策文本之中。旧中国的族称中，所谓“汉、满、蒙、藏”所指比较清楚，而“苗、回、夷、番”则不很清楚，但发生自觉的不仅有“汉、满、蒙、藏”，也有“苗、回、夷、番”。这一点绝不可以视而不见。费孝通教授讲：“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实现了民族平等。长期被压迫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少数民族自觉的表现。到1953年，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据称有400多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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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先有少数民族的普遍自觉，后有民族识别；民族识别是对民族自觉的政策回应，而不是在族体确认上强加于人。不论民族识别是否进行，民族自觉或民族认同实际上都在发生。它们的区别仅在于，识别会使认同沿着识别的结果而发生；不识别则会朝着多种可能的结果而发生，因为它的对象是不明确的。从这一点来说，由于识别结果的权威性和可信性，识别引导的认同对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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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族识别并不是中国的独创。多民族国家都有着协调民族关系、管理民族事务的职责，都为此而需要制定民族政策，所以，当民族状况不清楚或容易混淆的时候，民族识别或与此相类似的做法也被提出和运行了。就此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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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和越南与中国的云南、广西山水相连，民族状况一样纷繁复杂，因此，他们在独立建国以后也有过民族识别这个过程。老挝1975年自报的民族名称有750多种，1983～1985年自报的数目又是820种，经过研究整理、剔除重复，还有近200个。1985年，经过老挝民族研究者的反复考证，最终确定老挝全国有47个民族。1986年该研究成果得到了老挝党中央政治局的认可。1995年老挝的人口普查使用了这一数字。[8]越南有多少民族，以往也很不清楚，有60多、80多和100多等不同的数字。越南的民族识别工作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9年以前，民族情况不明了，按一般习惯划分和称呼各群体。第二阶段是1959～1972年，首次公布了全国的民族数字和名单，但没有提出划分民族的标准。第三阶段是1973～1979年，确定了民族识别的标准，但越南南方尚未解放或刚解放不久，对南方民族还没有进行实地调查。第四阶段是1979年以后。于是，各个时期的民族数字不一样：1960年3月1日越南北方人口普查时，确定并公布的民族共26个；1974年4月1日越南北方人口普查时公布的民族共40个；1978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著《越南北方少数民族》一书公布全国（包括南方）有59个民族；而1979年以后，越南官方认定的民族数字固定在54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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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因为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一样有民族政策。印度把国内的“部落民”划入“少数民族”，为了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印度人类学调查局也曾对部落进行过识别。据研究，1991年时印度共有461个部落，部落民6776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8.08%。[10]我国台湾的少数民族原来被称为“高山族”“山胞”等，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掀起“原住民运动”，自称“原住民族”，并追逐各自“族群”或“民族”的认同。期间，为了求得事实上的准确和法律上的承认，他们也都经过学术界的识别和台湾当局的承认。目前，台湾“原住民”得到确认和承认的族群已有14个，而在十年前还是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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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虽然没有这样的识别，但也有相应的族别界定方法。如挪威的萨米人，经过长期同化大多数已与挪威主体民族难以区分，于是根据《萨米法案》对萨米人的界定方法做出规定：首先自己要宣称是萨米人，其次自己的家庭语言是萨米语，或者自己上一代或上两代的家庭使用或曾经使用过萨米语，再或者自己是确定的萨米人的子女。而正在起草审议的《北欧萨米公约》则将类似的规定扩展到了有萨米人的挪威、瑞典和芬兰三国。美国也没有过名义上的民族识别，但受美国政府资助，1980年出版的《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对美国一百多个族群进行了区分和论述，实际上也是以某种标准识别或界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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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是说，民族识别或有相似性质的族别界定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管理中的普遍做法，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别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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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中国的民族识别不是模仿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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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是对苏联的模仿。这一观点流传很广，似乎已成公论（笔者也曾这么认为），但仔细追寻，至少从现在来看，没有证据可以这样说。关于苏联的民族识别国内其实一直缺乏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研究者提出，1924年苏联在中亚地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用人工方法去组织、成立民族和民族国家”，但同时也认为，“这个识别和划分工作详情缺乏权威的官方档案资料，还是个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11]这一状况至今并没改变。不过从已有的材料和研究来看，苏联的“民族识别”很可能是子虚乌有，因为能够用来说明苏联“民族识别”的主要是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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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苏联境内的族体做了不同性质的分类。苏联是20世纪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如此辽阔的国土，民族状况的复杂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推进各民族的发展和落实民族政策，苏联建国前后曾将这些民族按社会发展和人口状况划为“部落”、“部族”和“民族”。大致而言，部落（包括氏族）是指尚处在氏族社会晚期的族体；部族是指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族体；而民族则是对应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族体。其中民族可以由一个部族发展而来，也可以是多个部族聚合而成，[12]其标准是斯大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著名民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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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以国定族”，对各族体做了大规模的归并。与苏俄建立民族联邦制的国家体制相对应，各联邦单位必须以相应的民族为基础，然而在一些地方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却没有这样的民族。但为了能够建立这样的体制，苏俄仍在语言、族源等方面相近的“部族”地区建立起了“苏维埃共和国”，并为这个国家设定了一个“民族”称号，然后该国内的各部族便被冠以这一称号，成为这个“民族”的成员。当然这样的“民族”在语言、文化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要素还不完整，还必须在各自的民族共和国内通过发展经济文化逐渐形成。这一过程在中亚地区最为突出，如今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的建立及其民族的形成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由于这一过程，“在苏维埃制度条件下，有几十个从前被压迫的部族，复兴并结合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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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族体的分类和归并并不需要对各民族做出严格的族属上的辨析，因为它实际上都是在实践苏联的一种民族理论，即民族是与社会发展形态相对应的。由于沙俄封建帝国的统治和压迫，苏俄境内的族体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民族融合，必须首先使处于部族和部落阶段的族体尽快发展成民族，而通过民族共和国这种民族国家的形式来构建“社会主义民族”是走向融合的必需途径。所以，基于这种理论的分类和归并与以辨明族属为目的的民族识别并不是一回事，它的主要工作是对各族体的经济状况和所属的行政区划做出明确界定，而不必在他们属于此族还是彼族上下功夫。也正因为这一点，苏联的这项工作，尤其是按行政界定民族，就留有了极大遗患。如原为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所居的西格鲁吉亚地区被建成了“阿布哈兹苏维埃共和国”，原为“鞑靼人”或“突厥人”的群体因被划在阿塞拜疆共和国成了“阿塞拜疆人”，而“哥萨克人”和“波莫尔人”也因同样原因成了“俄罗斯人”，等等。[14]这些都成为苏联解体后持续发生民族裂变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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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没有搞过民族识别的另一个证据在于，苏联的民族人口普查中所提供的有关各民族的资料都是依据被调查者个人的报告统计出来的。[15]与此有关，苏联历次人口普查中民族的数字并不一样：1926年为194个，1958年为109个，而1970和1979年两次为104个。民族数字不断减少的原因在于苏联的同化政策使得许多小民族的成员把自己认同为俄罗斯族，从而使他们所在的民族不存在了。1959～1979年，约有4000万其他民族的人口认同于俄罗斯族。[16]苏联的这种以个人认同确定族属的做法与有些国家的做法类似或相同，而和中国通过严格界定的民族识别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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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多民族的国情，新中国在包括民族理论和政策在内的许多方面都曾向苏联学习过，但更主要的是在走自己的路。中国实行民族识别的根本原因和方法不是对于苏联的模仿，而是根据自己民族工作的需要和具体的国情出发。这一点，我们必须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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