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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我们的民族识别虽然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指导思想”，但实际上贯穿始终的是“灵活运用”。1986年5月1日国家民委党组在《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情况报告》中写道：“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历史长、渊源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我国民族识别中，没有搬套苏联的经验，区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而统称民族。根据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参照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理论，从民族集团的现实特征出发，对其历史、族源、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情况，经过具体分析研究，有的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或某个少数民族的支系，有的确定为汉族。在民族称谓上，‘名从主人’，尊重本民族的意愿。这符合我国的实际，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26]说明的正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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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指导，是因为当时的民族理论发展状况决定了只有斯大林这个理论可资借鉴；我们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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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认为我们没有搬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因为我国的各民族绝大多数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尚未发育成现代民族，所以一般不完全具备斯大林所说的“四个共同”特征。言下之意是说，我们的各民族进入社会主义（当然资本主义已经跳过去了，不可能有这个阶段），成为现代民族后，“四个共同”特征就会逐渐形成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四个共同”只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如果说它正确的话，最适合的只能是刚刚形成的民族，而不论它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因为只有刚刚形成的民族，才有可能较严格地居住于同一地域，说同一种语言，从事同样的经济活动，有着共同的文化和性格。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为一族的人们在与外族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商贸、战争、通婚、移民，一切原有的特征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民族与其特征的正常演化逻辑是：民族越发展，社会化程度越高，人员、文化扩展的范围愈大，它的原生性特征散失得越快、越多，而不是相反。这样，现代民族与古代民族、原始民族相比，其四个特征就不可能更完整、更鲜明，而是更模糊。历史上我国各民族虽然均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发展程度不高，但在中国自成一体的地理空间内，数千年来从未停止过交往，已经有着很高的杂居度。所以，各个民族之间的特征都有很高的相通性，它和是否进入资本主义是没有关系的。它们既不可能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完整的四个特征，我们也不能单凭现在的特征而确定一个民族的真实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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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存在诸多问题，不但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已被“灵活运用”，而且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学术界对其进行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新的民族概念解说也屡屡提出。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基本观点集中表达为“十二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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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概念的第一次正式阐述。从行文来看，有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相近的地方，比如说民族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这一坚持是对的，因为民族是一历史现象，在历史上形成，又在历史上消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民族又是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不是一个偶尔形成又会轻易分解的社会团体。再比如将“语言”仍然作为民族具有的“共同的特征”，虽然和斯大林的表述相近或相同，但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民族现象的实际。然而，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不同之处更多一些：取消了“共同地域”，增加了“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因素，将“共同经济生活”改为“生产方式”，增添了“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了重要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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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动使民族概念大大中国化了。“共同地域”不再作为民族的必备特征，符合中国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一个民族经过历史演变并不一定具有共同的地域，但却可以保持其他特征和认同。“历史渊源”实际上在每个民族中都是被强调的因素，现代民族理论中所谓的“民族记忆”其实就是指各民族对自己历史，尤其是对祖先、血统、来源的追溯和认同。斯大林民族定义中没有这一条，但在民族识别过程中，这一条又是被普遍应用、被每一个群体最为看重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虽然在内涵上有着相当重叠，但它们毕竟又是两个概念，“风俗习惯”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一个民族最显见的特征之一，提出来至少对于民族识别是有操作意义的。“心理认同”比斯大林所言“心理素质”明确多了，其实可以直接说成“民族认同”，即对自己民族的归属感。以往的民族识别中强调“名从主人”，就是对于民族认同或“心理认同”的认可。将宗教因素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加入民族概念完全超出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框框，但的确有说服力，国外很多民族就是和宗教人群对应的。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前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的分野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国内的回族最初也完全是由伊斯兰教团聚和塑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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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民族概念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发展，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新阶段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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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五 增强认同在识别依据中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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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进了一步，用新的民族定义来指导我们的民族识别，还会出现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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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民族特征具有的相对性仍会对族别划分造成障碍。民族特征的相对性是说每一个民族与相邻民族的特征都有相通之处，所谓特征都是相对的。比如说识别民族要考虑语言因素，但这个语言是指方言、指语支，还是指语族或语系，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标准。达斡尔族在识别时认为有自己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历史上“可能属于古代蒙古语的方言”，但“达斡尔语和今日蒙古语的关系已不是方言的差别，而是语言的差别，已形成蒙古语族中与蒙古语支并列的一个独立的达斡尔语支”。[27]这里划分的标准是“语支”。同样，识别土家族时也认为其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它不是彝语的方言，而是彝语支中一个独立的语言”。这里的标准又是“语支中的独立语言”。[2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6900多种语言中包括300种左右的中国语言，但中国学者只确认了其中的130多种，其余的认为只是同一语言内部的方言。[29]两者所用标准的差异是很大的。几个相邻的群体，风俗习惯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哪些不同是属于民族之间的，哪些不同又是属于同一民族内部的，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历史上各民族分合无常。两千年前天各一方，一千年后合成一家，五百年后再度分离，现在又相邻而居，追溯他们的历史，该是一族还是两族，都可以拿出理由。甘肃、四川交界处的“白马人”依不同的根据有氐族、藏族、羌族和单一民族等多种说法。泸沽湖周边的“摩梭人”在云南的被归入纳西族，在四川的又被认定为蒙古族。湘西的“瓦乡人”（又有写作“哇乡人”或“挖乡人”者）20世纪50年代被湖南省民委认定为汉族，但后来在沅陵县却被恢复为苗族，迁往四川（今重庆）酉阳的被定为土家族，迁往广西龙胜和湖南城步的定为黎族，迁往保靖县的定为瑶族，迁往桑植县的又成为土家族。[30]为什么会这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群体的特征有着很大的相对性，致使各地识别的结论很难统一。所以，尽管中央对于民族定义的阐述比斯大林的定义进步很多，但在实际民族认定过程中，由于民族特征相对性的广泛存在，仍难免会出现早先出现的问题，继续遗留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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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现代化发展大大消磨了原有的民族特征。我们所说的民族特征，其中的大部分，包括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其实都属于传统的范畴，而传统又无不随现代化的推进而发生重大变化。当前我国以传统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实际上呈现的是三种状态：繁荣、衰退和变异。所谓繁荣，是说由于认识到了保持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我们在民族文化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民间艺术、传统节庆的复兴到文化规划的实施，其规模和声势都前所未有。所谓衰退，是说随着经济方式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不少传统技艺、生产生活、民俗服饰等失去传承、逐渐消逝。而所谓变异，是说大量传统的东西适应时代的发展，与现代的文化元素相结合，正在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形式。三种状态中，传统文化的繁荣当然令人鼓舞，但实际上“变异”却是掺杂其中的，任何“原生态”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当下与发展经济相结合的传统文化复兴更多是一种掺杂现代文化的展演，不可能是民族文化特征的本真。所以，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我们还可以从各民族传统中发现和辨别各自不同特征的话，现在则更多地失去了这种可能。因为，原本就模糊的能够为我们提供辨别依据的特征少之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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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特征的模糊或失去是指有形的、可以感知的部分，具体而言，是指前述六个要素中的“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而对“历史渊源”的追念和同一民族的“心理认同”却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消逝。相反，这两个无形的属于认同的要素却成为支撑各民族存在和表达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各种诉求的主要动因。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的主要表现是“族性张扬”[31]，而包括各种民族外在特征在内的“族性”最终都是由族性认同的提升得以张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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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概念是中外民族学、民族理论常论常新的话题。因为很明白，没有一个明确的民族概念，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最难达成一致。不过，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倾向性的东西。一般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民族概念较多地倾向于客观特征的强调。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是这一倾向的集大成者，他所说的四个特征中只有“心理素质”属于主观的东西，却又依附于“共同文化”这个客观特征之上。而20世纪后半期之后，关于民族概念的解说便明显倾向于主观因素了。浏览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不论是与西方学术联系较多的文化人类学，还是较重视传统话语的民族理论，“认同”或“民族意识”在他们的定义性解说中都处于显著的位置。当代西方民族理论同样关注着民族概念问题，同样有见仁见智的诸多分歧，然而可以提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认同是他们论述的核心要素。弗里德里克·巴斯详细研究了认同的发生及其在民族（或族群）形成中的作用，形成了著名的族际“边界”（boundary）理论，[32]而“边界说”实质上是认同说。其后，认同在民族概念中的地位日渐显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解说为“想象的共同体”，代表了现代主义学派在此问题上的基本主张。[33]新现代主义的康纳讲：“实际上，民族（nation）只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族群（ethnic group）”；“一个族群可以很容易地被人类学家或其他外人所识别，但在它的成员意识到这个群体的唯一性之前，它只是一个族群而不是一个民族”。[34]族裔-符号主义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史密斯也认为，民族是以族群为核心而形成、是从前现代的族群发展而来的。族群的成员具有共同的名称、共享同一祖先的神话，拥有一个或多个共同文化的区别性要素，共同的历史记忆，把自己与特定的“家园”（homeland）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团结意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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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认同和意识的作用绝对化，甚至把它看作民族存在的标准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违背了认识规律：存在决定意识，存在也先于意识。只有在民族已经存在且已具备自我感知条件的情形下，民族成员才有发生认同或自我意识的可能，而不可能相反。但是，当今学术界对认同或自我意识的强调的确反映了当代民族存在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有形、外在特征的模糊和主观认同的增强。或者说，当今世界的民族存在正越来越多地有赖于主观认同来维系，而不再是以往显见的语言、习俗、服饰等传统元素。这是和现代化、全球化和社会化不断加速的时代背景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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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现实民族现象的变化还是理论研究的结论都要求我们，在确定民族识别的标准上应该增加主观认同的权重。这是当前和未来我们解决民族识别问题有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以往民族识别的实践也证明，在外在特征模糊度较高，各方理由难分高下的情况下，依靠认同解决问题也是唯一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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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六 民族认同的调控及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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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我们提升认同在识别中的权重决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由认同来决定族属。从理论上讲，认同是个人的权利，不容干涉。但这种族属上的认同又是与我国现阶段特定群体的权益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就不仅仅是个人权利，还是一种集体权利，不容随意予夺。从实践来讲，放任认同决定族属也会带来不少的麻烦。首先，会造成民族数量的混乱。我国56个民族既是民族识别的结果，又是一个需要相对固定的民族格局。由于民族特征相对性的存在，由特征决定的民族界限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弹性，不对这些弹性做出必要的约束，必然会由认同产生出无数的“民族”。民族个体的增减势必增加民族关系的变数，影响社会稳定，当然，也会增加很大的政策成本。其次，放任认同决定族属还会导致少数民族权益的流失。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说到底是帮助和保护少数民族，由放任认同导致的“少数民族”个体数量和人口的增多必然是对真正的少数民族利益的分割。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也是与我们进行民族识别的初衷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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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在一定的时期内，将我国的民族数量限定为56个，是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但同时也要留有余地，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可知因素），解决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和新出现问题也应尽量在这个民族格局内考虑对策。这样，一方面要增加认同的权重，另一方面又要约束认同，在56个民族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就不能不提出认同的引导和调控问题。实际上，当代民族理论对认同的强调已经包含了引导和调控的成分。所谓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力主民族的“构建”或“建设”就是强调民族认同的可控性；“想象”或“构建”的共同体其实就是对民族认同加以引导和调控的结果。国外学者已认识到，身份认同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是易变的，在实施优惠政策中教条主义式的刻板做法是不可取的。同样，我国学者也根据民族识别的具体实践明确提出了民族意识调控理论。[36]这些观点的提出为民族识别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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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我们既往的民族识别其实都或多或少地贯穿着认同调控和引导。这里仅举解决遗留问题中的两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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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南京人”和“龙家”原是贵州省西部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族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们一直要求政府认定族称，但始终悬而未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根据国家民委和贵州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对“南京人-龙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广泛深入调查，于1984年2月将两者确定为“南龙族”，但有关部门根据“不再增加新的民族单位”的要求，未能通过这一确认。1985年，为了维护安定团结，从民族自身前途和发展出发，“南龙人”决定走“认同道路”，经多次比较分析，选择云南的白族作为认同对象。1987年7月贵州省民委组建了“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白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通过直接观察、查阅资料、座谈访问、综合比较，考察组认为云南白族与贵州“南龙”人在族源、地域、居住环境、社会性质、语言特征等有13个方面的相同点或相似点，可作为相互认定的依据。考察组考察回来后，“南龙人”聚居的毕节地区各县先后召开了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接着，按“名从主人，尊重本民族的意愿”“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的发展”等原则，成立“龙家（南京）认定白族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抽调人员从事认定工作。经过广泛宣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各县“南龙人”基本上取得了认定白族的一致意见。与此同时，贵州省民委派汇报组到北京向国家民委汇报。1988年1月，贵州省民委党组向省委提出了关于办理“南龙人”认定白族的请示报告。3月，贵州省民委负责同志召集在贵阳工作的部分“南龙人”代表座谈，毕节地区各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南龙人”认定白族工作代表大会，进一步沟通思想，促进认定。会后，县、乡（镇）、街道办事处按有关规定，认真造册登记，报县“认定”办公室汇总，并以县人民政府文件上报毕节地区行政公署，转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以此，贵州省人民政府分别批复同意毕节地区“南龙人”64，608人正式认定白族。1988年11月29～30日，黔西北龙家（南京）认同白族庆祝会在毕节隆重召开，标志着南龙人历时几十年识别工作的结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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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俫人主要聚居在广西西北端的隆林各族自治县，目前人数为1000余人。早期民族识别过程中，俫人以“俫族”族名要求识别为单一民族，由于不符合条件而没得到承认。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组织力量调查俫人的族属问题，1984年又资助学者龚永辉对广西、贵州和云南的俫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写出了20多万字的调查材料和多篇论文，得出了俫人属仡佬族一支的结论。198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有关领导向俫人领袖介绍了这一观点。1990年，有关领导又亲赴俫乡，与俫人精英们交流了意见，达成了双方共同努力将俫人确认为仡佬族的意向。在俫人、仡佬族干部、学者和政府主管部门立场基本一致的情况下，1990年5月23～27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主持在隆林召开了民族座谈会。自治区、百色地区、隆林各族自治县和西林县的有关领导，仡佬、苗、彝、壮、汉族及俫人代表，学术界代表等聚集一堂，就俫人族属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促使俫人和仡佬族代表一致同意将俫人确认为仡佬族。俫人代表做出了《关于俫人民族成份的决议》，明确表示了赞同认同仡佬族的意见。6月16日自治区民委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呈报了《关于确认俫人为仡佬族的报告》，10月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确认俫人为仡佬族，完成了徕人族属的识别。[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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