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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我们既往的民族识别其实都或多或少地贯穿着认同调控和引导。这里仅举解决遗留问题中的两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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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南京人”和“龙家”原是贵州省西部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族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们一直要求政府认定族称，但始终悬而未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根据国家民委和贵州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对“南京人-龙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广泛深入调查，于1984年2月将两者确定为“南龙族”，但有关部门根据“不再增加新的民族单位”的要求，未能通过这一确认。1985年，为了维护安定团结，从民族自身前途和发展出发，“南龙人”决定走“认同道路”，经多次比较分析，选择云南的白族作为认同对象。1987年7月贵州省民委组建了“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白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通过直接观察、查阅资料、座谈访问、综合比较，考察组认为云南白族与贵州“南龙”人在族源、地域、居住环境、社会性质、语言特征等有13个方面的相同点或相似点，可作为相互认定的依据。考察组考察回来后，“南龙人”聚居的毕节地区各县先后召开了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接着，按“名从主人，尊重本民族的意愿”“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的发展”等原则，成立“龙家（南京）认定白族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抽调人员从事认定工作。经过广泛宣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各县“南龙人”基本上取得了认定白族的一致意见。与此同时，贵州省民委派汇报组到北京向国家民委汇报。1988年1月，贵州省民委党组向省委提出了关于办理“南龙人”认定白族的请示报告。3月，贵州省民委负责同志召集在贵阳工作的部分“南龙人”代表座谈，毕节地区各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南龙人”认定白族工作代表大会，进一步沟通思想，促进认定。会后，县、乡（镇）、街道办事处按有关规定，认真造册登记，报县“认定”办公室汇总，并以县人民政府文件上报毕节地区行政公署，转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以此，贵州省人民政府分别批复同意毕节地区“南龙人”64，608人正式认定白族。1988年11月29～30日，黔西北龙家（南京）认同白族庆祝会在毕节隆重召开，标志着南龙人历时几十年识别工作的结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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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俫人主要聚居在广西西北端的隆林各族自治县，目前人数为1000余人。早期民族识别过程中，俫人以“俫族”族名要求识别为单一民族，由于不符合条件而没得到承认。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组织力量调查俫人的族属问题，1984年又资助学者龚永辉对广西、贵州和云南的俫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写出了20多万字的调查材料和多篇论文，得出了俫人属仡佬族一支的结论。198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有关领导向俫人领袖介绍了这一观点。1990年，有关领导又亲赴俫乡，与俫人精英们交流了意见，达成了双方共同努力将俫人确认为仡佬族的意向。在俫人、仡佬族干部、学者和政府主管部门立场基本一致的情况下，1990年5月23～27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主持在隆林召开了民族座谈会。自治区、百色地区、隆林各族自治县和西林县的有关领导，仡佬、苗、彝、壮、汉族及俫人代表，学术界代表等聚集一堂，就俫人族属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促使俫人和仡佬族代表一致同意将俫人确认为仡佬族。俫人代表做出了《关于俫人民族成份的决议》，明确表示了赞同认同仡佬族的意见。6月16日自治区民委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呈报了《关于确认俫人为仡佬族的报告》，10月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确认俫人为仡佬族，完成了徕人族属的识别。[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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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实例在解决民族识别遗留问题中具有典型性，而贯穿其中的是既重视当事群体的自我认同，又重视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调控，二者缺一不可。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一项非常有特色的民族工作，它既是一项严肃的科学活动，又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建设。所以，民族识别的标准就不仅仅有它的学术性，也有它的政治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切不可因为诸多诟病和质疑的存在而放弃我们的立场，也切不可在民族识别中放弃调控和引导认同的责任。在中国，民族认同的调控说到底是要靠代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各级政府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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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1日国家民委党组《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情况报告》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它不但对以往民族识别做了总结，也对遗留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指导性方针。关于遗留问题的解决，文件认为：“这一工作涉及的人不多，但情况复杂，难度较大，需要特别予以重视”，“在今后对遗留下来的个别民族集团的识别和少量的更改民族成份的工作中，要继续运用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结合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掌握科学标准，尊重本民族意愿，慎重稳妥地进行。从民族识别的实践经验看，构成一个民族，必须具有共同的语言，有相对聚居的地域，有风俗习惯等民族特点，有民族文化艺术上表现的民族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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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提出了解决识别问题过程中“要注意掌握的几条原则：（1）将构成一个民族的诸因素联系起来考察，而不以其中的某一因素作为唯一标准；（2）从现状出发，以现实特点为主，参酌历史，分析民族历史、族源、政治制度和民族关系；（3）对于民族的名称，要‘名从主人’，尊重本民族的意愿；（4）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发展出发，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即其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地域相连，而且形成密切经济联系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39]现在来看，这个文件除了受时代局限，仍基本重复了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之外，总的精神还是符合实际，于今仍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其中“几条原则”的第4点明确提出将一些群体“尽可能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前提是“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发展”、特点和地域“相近”，实际上也就是调控认同应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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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发展”，这是我们民族识别的目的。所以，民族识别中的认同调控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也是一种失败的调控。我们看到，为了促成“合为一体”的成功，无论是上述贵州“南龙人”向白族的认同，还是广西“俫人”向仡佬族的认同，有关部门都严格按“程序”办事，对当事群体的干部群众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说服工作，力争使当事双方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合并的结果。这对问题的解决是非常关键的。当然，由认同调控而实现的族体合并涉及的不仅仅是两个族体的问题，因为合并后的民族人口增多了，与相邻民族的关系半径扩大了，利益格局也会发生改变。认同调控对象的选择和全部调控过程的合理与否都会事关其后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草率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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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所以，民族识别的成功表现在民族团结和谐，也会表现在各民族自身的发展繁荣。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对于合并性的认同调控来说，合并之前针对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完成之后就成为一个民族内部的关系。因此，注重合并双方的感情协调、利益协调就成为认同调控不可忽视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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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地域相近。这是说，实行认同调控要有可行性，要有客观特征做基础。将认同调控作为解决特征相对性矛盾的手段，并不意味着可以“乱点鸳鸯谱”。没有根据地将不同群体捏合在一起，或者当时就会被拒绝，或者会埋下日后生变的隐患。不论是斯大林的“四个共同”，还是现今中央“十二条”的“六个特征”，都是可以依凭的相对根据。事实证明，我们的民族识别总体上被认可，最终靠的还是能够为人所服的理由。上述两个认同调控的事例中，为了求得“南龙人”对白族的认同，贵州省民委组建了专门的考察组，赴云南白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通过直接观察、查阅资料、座谈访问、综合比较，找出了在族源、地域、居住环境、社会性质、语言特征等13个方面的相同点或相似点；为了求得俫人族属的可靠认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组织多方面力量进行调查，不但在广西俫人集中的地方调查，也在相邻的贵州和云南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发表了多篇论文。正是这些调查研究及其提供的证据，才使得其后的说服工作能够见效，认同的调控能够顺利完成。这里蕴含的道理是：我们强调认同，调控认同，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其他民族特征的寻找、比对和确认；认同的调控和引导是离不开其他特征的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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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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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希恩（195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民族过程与国家》《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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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民族识别的进程，研究者和正式文件都称已经“基本结束”，只是时间所指不一样，有的指20世纪50年代，有的以1979年基诺族的被认定为标志，有的指其后的民族成分恢复和更改的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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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党部会议上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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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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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载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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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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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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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周建新《老挝的民族识别与划分及其未来发展》，《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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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范宏贵《越南的民族识别与实践》，《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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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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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智娟：《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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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苏〕勃罗姆列伊《民族与民族学》，李振锡、刘宇端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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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民族》，中央民族学院民族问题译丛编译室译，民族出版社，1958，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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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姜德顺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2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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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美〕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兆、刘振前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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