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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所以，民族识别的成功表现在民族团结和谐，也会表现在各民族自身的发展繁荣。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对于合并性的认同调控来说，合并之前针对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完成之后就成为一个民族内部的关系。因此，注重合并双方的感情协调、利益协调就成为认同调控不可忽视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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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地域相近。这是说，实行认同调控要有可行性，要有客观特征做基础。将认同调控作为解决特征相对性矛盾的手段，并不意味着可以“乱点鸳鸯谱”。没有根据地将不同群体捏合在一起，或者当时就会被拒绝，或者会埋下日后生变的隐患。不论是斯大林的“四个共同”，还是现今中央“十二条”的“六个特征”，都是可以依凭的相对根据。事实证明，我们的民族识别总体上被认可，最终靠的还是能够为人所服的理由。上述两个认同调控的事例中，为了求得“南龙人”对白族的认同，贵州省民委组建了专门的考察组，赴云南白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通过直接观察、查阅资料、座谈访问、综合比较，找出了在族源、地域、居住环境、社会性质、语言特征等13个方面的相同点或相似点；为了求得俫人族属的可靠认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组织多方面力量进行调查，不但在广西俫人集中的地方调查，也在相邻的贵州和云南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发表了多篇论文。正是这些调查研究及其提供的证据，才使得其后的说服工作能够见效，认同的调控能够顺利完成。这里蕴含的道理是：我们强调认同，调控认同，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其他民族特征的寻找、比对和确认；认同的调控和引导是离不开其他特征的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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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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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希恩（195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民族过程与国家》《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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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民族识别的进程，研究者和正式文件都称已经“基本结束”，只是时间所指不一样，有的指20世纪50年代，有的以1979年基诺族的被认定为标志，有的指其后的民族成分恢复和更改的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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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党部会议上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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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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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载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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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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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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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周建新《老挝的民族识别与划分及其未来发展》，《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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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范宏贵《越南的民族识别与实践》，《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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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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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智娟：《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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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苏〕勃罗姆列伊《民族与民族学》，李振锡、刘宇端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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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民族》，中央民族学院民族问题译丛编译室译，民族出版社，1958，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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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姜德顺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2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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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美〕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兆、刘振前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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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美〕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兆、刘振前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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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第169～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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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第159、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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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民族统计年鉴》，民族出版社，2004，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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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白马人、僜人和夏尔巴人的资料取自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第232、240、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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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二零零六年按种族（15组）、新市镇划分的居港人口》，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站：http：//idds.cen-statd.gov.hk/BuildTabl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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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世纪90年代后，根据国家民委和公安部的规定，有关地方对尚未确定具体族称或未得到识别群体的民族成分要求暂填为“××人”，即在该群体名称后加“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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