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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黄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国际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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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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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见王希恩《族性与族性张扬——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试解》，《世界民族》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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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Fredrik Barth（ed），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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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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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Walker Connor，Ethno-nationalism：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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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转引自Philip Spencer：Nat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Sage Publications，2002，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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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龚永辉《民族意识调控说》，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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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据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相关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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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据龚永辉《民族意识调控说》（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相关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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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国家民委党组：《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情况报告》，载国家民委办公厅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第115～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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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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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和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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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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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2]。换言之，“民族识别”是依据自称、历史、居住地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自我意识等，对“民族成分”或“民族名称”进行辨析，确定归属，即是不是少数民族或是哪个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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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学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阐述：“自1950年起，就把民族识别提上民族工作的日程，由中央和有关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包括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在内的科学研究队伍，对各地提出的各个族体，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经过认真的民族识别，弄清他们的民族成分，明确他们的族称，把中国各民族比较准确地确定下来。”[3]就是说，中国各民族是经过识别而确认的。不经过识别，就难以确定其族称。黄光学主编的另一册著作《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将“民族识别”提升到中国“56个民族的来历”的高度上，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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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56个民族是“识别”而确定的这种提法与我国各民族逐步形成、融合及发展的过程相背离，且不符合历史。如果说我国的各民族是由“识别”而来的，且不言其他，该提法否定了《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因为有了少数民族，才有纲领或宪法的相关规定，并非规定在前，“识别”在后，本末不能倒置。而且，在中国56个民族中，除独龙族（俅人[4]）、高山族外，其他54个民族均能从史籍中找出对应的族称，是历史上早已确认的民族。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某地曾开展族别调查（亦称民族识别），辨析族体，在少数民族中确认某个民族。如云南省民委曾在1954年、1958年及1960年开展该项工作，但这只是该省的例行工作，列入民族调查中，涉及的少数民族不多。以此类推，广西、贵州、福建等个别省区虽开展了族别调查，明确某族体的名称，涉及面有限，不能以点括面、以个代全。中国各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绝大多数民族没有经过也无须识别，举世公认。在族别调查中，只对个别族体，确认族称；对若干族体，辨析族属，分类归并，得到确认。重要的还有，有了识别还远远不够，需要国家的确认，国务院公布，确认比识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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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民族识别何时列入民族工作的日程[5]，云南开展族别调查的缘由、族体分类的原则、特点及目的等问题，借傈僳、怒两族的相关调查，加以阐述，说明当年的族别调查是局部的，是在已确认少数民族中辨析及明确族称、归并族体而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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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民族识别从未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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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访问团没有开展民族识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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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除西藏地区外，全国各地先后获得解放，为了解各民族的情况，宣传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宣讲《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等，中央政府特此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该团最初只有西南团，由刘格平任团长，下分西康、贵州及云南三个分团。接着，中央政府分别组建西北、中南访问团，沈钧儒、李德全担任团长，分赴各民族地区代表中央政府开展访问、宣传兼社会调查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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