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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年初，罗常培、傅懋合作撰文[36]《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做了全面梳理，认为“现有的民族语言可分4个语系、9个语族、19个语支”，阐述了各语系、语族的基本特征，以及民族文字的使用情况。该论文虽然介绍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语文概况，但其实旨在阐述语文是划分民族的重要依据。其间，傅懋还根据调查所得，提出“发现云南140种左右的民族名称中，有许多异名同实的现象。如专就有独立语言这一条件来看，这些民族名称可归并为25个左右”。[37]这样构想既是对前文阐述论点的印证，也为尔后云南开展“民别调查”提供了语言分类的“识别”依据，大致确定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类别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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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中央文教委民语委和中央民委联衔报告政务院，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没有文字的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现在迫切要求解决文字问题”。汇报通过调查，认识并总结出那些缺乏文字少数民族的语言存在七种不同的情况，建议以自愿自择为原则，深入研究后，“帮助他们逐步制订一种拼音文字，或帮助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的文字”，提出了若干工作构想。[38]5月，政务院批复了这份报告，责成中国科学院及中央民委审议讨论，拟出计划，制订方案，选择试点，总结经验，逐渐推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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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院的指示启动了调查、改进或创制民族文字的工作，因各方面条件较具备，试点工作选在云南。当然，调查语文需要弄清民族成分，掌握语系、语族、语支及方言，清晰归属，确认类别，于是该工作掺入了民族识别，交融开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族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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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划分族别系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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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了解各族的语文情况后，有关部门认识到云南省存在两大语系（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四大语族（壮侗、藏缅、苗瑶、孟高棉）、九个语支（壮傣、彝、景颇、藏、缅、苗、瑶、瓦崩、布朗），七十种以上的方言，基本弄清各民族及支系的分布及数量。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划分族别系统的原则：各族语言系属各族分布情况大体是北纬24°以北为彝族系的主要聚居区，北纬24°以南为壮傣及佧佤系的主要聚居区（包括北纬25°以南的东经99°以西和东经104°以东的部分地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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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北纬24°就成为云南各民族构成的“南北分界线”，以北区域是以彝语支为主的藏缅语族的少数民族，以南区域是壮侗语族，主要是壮、布依、哈尼、瓦崩和傣等壮傣语支的少数民族。依据这项原则，开展族别调查，认识相关的族体，其语文、习俗等相同或大致相同者，根据居住地的位置，归并彝族、壮族或哈尼族等中。反之，则开展民族识别，辨别确认。[41]再者，东经99°与东经104°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各民族的“东西分界线”，线内各族及支系按其“南”与“北”的分布，经过调查，归入彝、壮或哈尼等族系中。线外的各族体依其历史记载、生活生产、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是，以他们的族群意识为主，依据语文，分析“识别”，确定族属。[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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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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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云南族别调查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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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族别调查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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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相关的资料，对当年的族别调查工作，《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做了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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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15日，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成立，研究组集中了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省民委及语文组、中国科学院语言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华医院等七个单位共46人。6月2日，分成七个组进行工作，至7月初完成第一阶级工作，共识别研究了29个民族单位，提出了识别意见。8月初，进行第二阶段工作，10月结束，进行了以彝族支系为中心的识别工作，共39个单位。至此，全省初步确定了彝、白、哈尼、傣、壮、苗、傈僳、回、拉祜、佤、纳西、景颇、瑶、藏、布朗、阿昌、怒、普米、崩龙（现改称德昂族）、独龙、蒙古21个少数民族，并经中共云南省委、人民政府同意，由国家民委正式列入全国少数民族族别。[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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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查阅的资料显示，该项工作当时称为“族别调查”，设立的领导机构称“云南省民族族别研究组”而非“识别研究组”。[44]“识别”与“族别”固然有联系，但亦存在鲜明的区别：“识别”重在“识”，由“识”而分辨是否有“别”，先“识”后“别”。“族别”调查则是认识各族体的“别”，有了“别”，再由政府部门确认其族称。族别调查涵盖了识别，在族别调查的工作中，部分地方开展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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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云南省族别调查的分工是：文山专区，由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主持，负责对僮（壮）族、布依族系统的识别，涉及族群有“沙”“侬”“土佬”等族群；滇中部大理地区，由朱嘉品、刘尧汉等负责，对“土家”“蒙化”等彝语支族群开展调查；路南、昆明及弥勒等地由杨堃、纳训等调查“撒尼”“撒民”等彝语支族群；滇南石屏“普拉”等族群，由詹开龙、王辅仁调查；墨江哈尼、卡都、豪尼、碧约等族群由常鸿恩、王晓义调查；西双版纳的“白朗”（布朗）族由傅懋、张凤歧等调查；滇西北的“勒墨”、“怒”、“俅”及“西番”等由方国瑜、周汝诚等调查；滇西的“阿昌”“本人”由杨毓才、陈凤贤等调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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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族别调查，弄清情况，分门归类，云南有关部门以北纬24°为分界线，分南北不同区域，根据调查所得，将绝大多数族群归并入彝族系统、壮族系统或哈尼族系统中；确认了“白朗”（布朗）、阿昌是单一民族；“怒”、“俅”（独龙）及“西番”（普米）是不是单一民族还需研究；明确“勒墨”是民家（白族）的支系、“本人”属于佤族；等等。[46]通过调查，连同先前公认的民族，云南省确定了20个少数民族，仅剩“崩龙”（德昂）、“攸乐”（基诺）、“插满”等80余个族群、约3万余人尚未调查或暂不能确定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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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及1960年，云南省民委再组织部分学者、干部等对1954年族别调查中遗留的族群再做调查或追踪认识，分析特点，确认类别。经过这两次调查，专家们除肯定崩龙（德昂）、“西番”（普米）为单一民族外，还建议将“插满”“普标”列为单一民族，等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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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族别调查的“典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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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认识当时的族别调查工作，我们拟借傈僳族、怒族加以分析，其中傈僳族是公认的民族，但也有民族识别；怒族是经族别调查后而确认的民族。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当时的族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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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唐代，“傈僳”就载之史籍，之后历朝历代，关于傈僳的记载不绝于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多数傈僳民众持续迁徙。到20世纪50年代，傈僳族以云南怒江为聚居区呈现扇形分布，东北延伸武定、四川盐边及德昌等地，西南迁至德宏、临沧各地，远到缅甸及泰国。尽管各地傈僳民众存有差别，甚至有鲜明的差别，有“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山傈僳”等不同他称，也有傈僳、卢、力苏、力些、粟敕、力梭等多种自称，各地傈僳民众的语音、语法及语序也不一致，服装佩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不尽相同。不过，这些差别只是傈僳民众在迁徙过程中或因生活需要，或因环境变化，或与群体交流等而产生的，是傈僳各支系的外在表现，是非本质的区别。相反，各地傈僳民众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尤其是强烈的自我认同，这是该族群众的本质表现，因而傈僳族是统一的民族，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借鉴历史的称谓，故确认以沿用“傈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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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傈僳族的确认不成问题，云南省也在傈僳族聚居的怒江地区建立傈僳自治区（州），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出现新情况。如昌宁县米和乡新寨的“永白”人自称“傈僳扒”，他们与周围民众的服饰、语言及习俗等存在差异。1958年，在族别调查中，专家们比较“永白”人与怒江泸水傈僳人的词汇，相同处达64.2%，基本能通话；再从风俗、节日等方面认识，也与怒江傈僳族大致相近；考察其传说，据说他们是兰坪迁徙而来的。至于“永白”人与傈僳族间存在的差异，只是迁徙中因多种因素而产生的，并不影响其族体的归属，故“永白”人并入傈僳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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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傈僳的族属是明确的，无须识别，“永白”人只是族别调查中遇到的个案，比对分析后，回归“母体”。然而，怒族是经族别调查而确认的，当中还有若干特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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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之史籍，怒人的记载始于明代钱古训《百夷传》：“怒人颇类阿昌。蒲人、阿昌、哈喇、哈杜、怒人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余则居平地或水边，言语皆不通。”[48]到清代、民国时，相关记载则更多。[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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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来，受到傈僳人迁徙的压力，部分怒人从维西迁到怒江地区。接着，大量傈僳人进入怒江，该地生活的怒人被挤压到怒江峡谷的南北两地：北部聚居贡山丙中洛、迪马洛等地，自称“怒”；南部聚居碧江（今福贡县）匹河、老母登、知子罗等地，自称“怒苏”；或散居福贡鹿马登等地，自称“阿怒”。虽然，三地怒人的自称都带有“怒”，但语言不通、习俗有异，服饰及宗教信仰也不同。如贡山丙中洛等地的怒人与毗邻独龙人的语言相同，习俗相同，彼此通婚，视为一体，[50]认同感强。福贡及碧江的怒人与独龙人完全不能通话，仅语法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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