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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费孝通、林耀华：《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科学通报》1956年8月。其间，费、林两人将该文的第一部分抽出，取名《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发表在同月10日《人民日报》上。20余年后，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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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攸乐是地名，最早见之雍正年间修《云南通志》卷26：“攸乐祭风台，在城南六茶山之中，登其上，可俯视诸山，相传武侯于此祭风，又呼孔明山。”“攸乐”，当地民众发音是“基诺”，故转为族称。他称“三撮毛”，见（道光）《普洱府志》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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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第11页。另外，该调查组在报告第三部分中，再次提出“识别组提出‘攸乐’可初步认为属于彝族支系，但就其共同地域和民族心理素质等特征研究，又和内地彝族疏远隔绝。攸乐区区委书记（原注，攸乐人，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坚持认为是单一民族。县委、州人委、地委表示应郑重考虑，较长时间酝酿，再决定族别”（第26页）。另外，当时西双版纳州委属于思茅地委管辖，故民族的确认要经过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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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关于基诺族的确认过程，参见杜玉亭《民族田野五十年》，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第318～321页。《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亦刊登该书第95～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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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林耀华等：《富宁“蔗园”族识小结》，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53～55页。林耀华等专家认为“‘蔗园’是少数民族包围中汉族小团体，所以自认是一个民族单位，其心理状况有别于当地其他民族”，“综上所述，‘蔗园’族就是汉人，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经证明是汉族后，他们也同意不自成为另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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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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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杜玉亭：《民族田野五十年》，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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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刘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问题——同老挝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凯山的谈话》，载《刘春民族问题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第209～210页。刘春时任中央民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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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重观民族识别：综合与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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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日碧力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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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识别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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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它既有历史的实践和传承，也有思想和观念的积累，还有“水到渠成”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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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盖尔纳的“现代论”，民族主义要求“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一致。[2]但是，查尔斯·泰勒令人信服地指出，民族先于或独立于现代国家，有的民族建立了现代国家，有的没有建立；不见得每个民族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3]斯大林也不同意“一族一国”论。他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批评梅什科夫、柯瓦里楚克等人关于民族四特征以外需要增加“具有自己单独的国家”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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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民族”概念加上新的第五个特征的那个公式是大错特错的，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政治上都不能证明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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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你们的公式，就只好仅仅承认那些和其他国家分离而有自己的单独国家的民族才是民族，而一切不能成立独立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就只好从民族范畴中一笔勾销，并且被压迫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好从“民族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概念中取消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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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爱尔兰人只是在‘爱尔兰自由国’成立以后才成为民族，而在这以前他们不是民族”；“挪威人在挪威从瑞典分离出来以前不是民族，而只是在分离以后才成为民族”；“乌克兰人在乌克兰是沙皇俄国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不是民族，他们只是在中央拉达和斯柯罗帕茨基统领统治之下从苏维埃俄国分离以后才成为民族”。[5]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不需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可以和其他民族共同组成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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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历史也印证了这样的论点。孙中山开始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发动辛亥革命，是“一族立国”的“种族革命”；后来他出于战略考虑提出“五族共和”，是“多元一体”的。即便如此，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以不予承认和强制同化为主的。蒋介石公开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他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把汉族称为“国族”，把少数民族称为“宗族”，说少数民族是汉族的“大小宗支”。[6]国民党统治下的广西成立了所谓“改良风俗委员会”，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改穿汉服；在蒙古地区，国民党政府以设立行省为名，对少数民族进行地域分割和政治分割。[7]民族学家卫惠林指出：“边疆民族问题之存在，乃事实而非观念，故我不信，制造一种民族统一观念，可以改变事实，讳疾忌医其危险性固大，玩弄玄虚，更是造成不可拾的局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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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将苏联的民族模式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经历了一个由探索、创新到成熟的过程。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战，中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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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纲》等文献规定少数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区；抗战时期，中共主张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0]在这一时期发布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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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采取了承认政策，也为他们制定和贯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优惠措施，但是，限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党的领导人还不能深入广泛地研究和认识少数民族，只能局限于“满蒙回藏”和“苗瑶”“彝”“番”等笼统的民族泛称之上。这和明清以来民族名称庞杂多变有关，例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包括“撒拉回”“缠回”“汉回”等，南方的“苗”包括“花苗”“白苗”“青苗”“黑苗”“东苗”“西苗”“仲家苗”“倮倮苗”“仡佬苗”“瑶苗”“伶家苗”“侗家苗”“水家苗”等，“计有八十二种”。[12]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长期被压迫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13]要求得到承认。另一方面，要落实民族政策，就要弄清有多少民族；在各级权力机关体现民族平等，就要涉及具体民族出多少代表；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也需要弄清自治民族是哪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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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学和施联珠认为：“民族识别，就是对居住在一定地域上的人们共同体就其语言、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质以及历史来源等要素，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研究，确定其族属和名称。”[15]他们指出，中国的民族几乎都不具备斯大林所说的四个特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质）；同时，这四个特征互相依赖、联系、制约；此外，要注意分析研究历史，还要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16]总结起来，“民族识别既是一项政治工作，又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17]总而言之，根据黄光学和施联珠的观点，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的依据有二：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除了民族特性和民族意愿以外，还要加上地缘政治和国家治理的依据。[18]此外，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民族和国家都是历史产物，其存在与布局要服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毛泽东说：“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19]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民族问题在总体上要压倒阶级问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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