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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些材料归纳和梳理的过程中，作者指出，这些素材和文献可以“充分说明昔日的‘土人’如何一步一步由‘人群共同体’走向‘民族共同体’，顺利实现了蜕变，从而获得合法性身份——土族的漫长历程”。帮助我们认识土族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土族是一个人口规模不大、居住在多个大族群（藏族、回族、汉族）之间的群体，也是我国各民族的类型之一。中国的56个民族，在正式识别时，多的如汉族已有六亿多人，少的如赫哲族只有七百来人，彼此之间差别非常悬殊，所以在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时不能简单地“举一反三”，必须逐一仔细地分析各自特点，总结共性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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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中提到苏联专家曾三次参加互助县的民族语言调查。对于苏联专家在什么规模、什么深度上参与甚至指导了20世纪50年代各地的民族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许多研究文献对此避而不谈。苏联专家自然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参与必然会增加斯大林理论对民族识别工作的影响。这一方面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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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西方学者也开始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及其社会效果发生了极大的兴趣，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和文章，这些成果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27]如杜磊（Dru C. Gladney）对于回族识别问题的研究[28]，斯蒂文·郝瑞（Steven Harrell）对中国西南彝族不同群体的研究[29]，怀特（Sydney D. White）对纳西族身份认同的研究[30]，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up）出版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Creating the Zhuang：Ethnic Politics in China）[31]，以及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2011年出版的《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Coming to Term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32]。这些著述都各自对“民族”定义和民族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在作者自身对中国具体族群开展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来探讨中国“民族识别”的政治背景、科学依据和实践中的社会后果。他们各自研究的对象群体并不相同，相互之间的观点也不一致，这也恰恰反映出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化。我们没有必要赞同或是反对他们的学术倾向、具体观点和立场，但是外国学者的加入必然促使我们对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学理化，哪怕观点之间存在争论，有学术对话总是一件好事。我们将会在与境外学者们的对话和争论中借鉴他们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我们的知识话语体系和研究素材，甚至那些研究苏联和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和思路也会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增加比较研究中的参考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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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工作尽管是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事，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思考它之所以发生的道理，而且我们今天依然必须面对它所留下来的各种后果。我们承认历史上的事之所以发生，都有它们的原因，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同时我们也认为对于事情发生的具体形式、发展轨迹和后果演变，必须进行研究，而且对于今后我国民族关系演变的发展趋势，人们也不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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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由于许多当年亲身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正在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因此对于他们的访谈工作需要加紧进行。这些研究成果和获得的知识，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后我国族群关系演变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指导我们今后的各项实际工作，促进族群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我希望有关“民族识别”的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能够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来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努力巩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使13亿中华儿女在民族平等、共同繁荣的道路上并肩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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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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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戎（1950～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著有《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民族社会学导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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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78～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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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文明的秩序的构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潘乃穆等主编《中和位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613～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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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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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和“文化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7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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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顾颉刚先生指出：“试看清朝末年英藏直接交涉的公文，他们对于西藏直称以‘国’，于达赖喇嘛迳呈国书，一则此‘全藏国家’，再则曰‘西藏国家’，三则曰‘英国与藏国’，可见他们早不把西藏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参见顾颉刚《续论“中华民国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1939年5月8日；《边疆周刊》193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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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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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边疆周刊》193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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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参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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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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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卢露：《区隔化制度的失败和民族国家的胜利》，《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第5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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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认为……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参见凯杜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7～8月，第52页），这与列宁提倡的“民族自决权”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为削弱英法等盟国，也提倡殖民地的“民族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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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当中，最后一个得到正式确认的是民族是基诺族（1979年），基诺族在1982年仅有1.2万人，2000年为2.0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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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克进：《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工作局编《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理论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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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费孝通：《费孝通社会学文集：民族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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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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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社会学文集：民族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黄淑娉《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陈连开《历时40年的民族大识别》，《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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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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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寅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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