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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280 [12] 杨然:《试论土家族的民族认同实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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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282 [13] 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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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284 [14] 实践者大都注意到客观的科学性与具体、历史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必要性,如:根据我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灵活把握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又如:在追溯历史渊源的同时,也注意“同源异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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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286 [15] 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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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288 [16] 另外,民族识别工作是按照行政区划分头进行的,实践中还有着“就近认同”的原则,这与官方的政治、管理诉求有关,并引发了一些遗留或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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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290 [17] 究其原因,至少有二:(1)近30年的民族识别在客观上强化了族群意识和认同;(2)党和国家认真贯彻“拨乱反正”的方针,切实落实各项利于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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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292 [18] 郝瑞认为:“中国民族识别的目的在于识别出一些在数量上易于管理的族群以便推进地方政治‘自治’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发展和教育方面的计划。”参见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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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294 [19] 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本民族学者、本民族干部的成长有关。他们带领本族群众从主位的视角表达其族群意识和认同,原有的客位视野下固定的民族分类体系开始受到挑战。“穿青人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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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296 [20] 比如,有地方干部总结落实政策经验时说到,他们纠正了一些依据姓“满”而申报“满族”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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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298 [21] 石开忠:《人口普查中民族成份错报原因及对策》,《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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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00 [22]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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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05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87]
1702257306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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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08 王明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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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10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1949年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而这些工作又绝大部分集中于西南——川南、川西、湘西及云贵大部分地区。当时不只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成员如此,一般而言,20世纪上半叶从事边疆民族、民俗考察的民族学者们在西南地区投入了最多的人力、物力与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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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12 那是一个民族主义下之国族建构的时代。由于国族称作中华“民族”,少数民族亦称“民族”,因此当时有些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之调查、研究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本地人群大多早已汉化,民族学者调查、识别各个民族,可能有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之嫌。当年学界巨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曾反对吴文藻、费孝通等先生在云南做的边疆民族研究。在一封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他称:“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夫学问不应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2]鼓励西南边疆非汉人群汉化,这是国民政府时期颇流行的观点,表现在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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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14 即使在中国之少数民族识别完成、西南各地方族群分别划归于25个少数民族后,部分西方的学者基于对“民族”及“族群”(ethnic group)之概念性认知,仍常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分类与识别表示不同的看法。在西南各少数民族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些地方族群或也有成为单一民族的吁求。更普遍的是,在一民族内各地方族群常有对“本民族文化”之多元建构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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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16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类“族群”特质,使得当代西南地区之民族状态如此复杂?为何学者对中国近现代之西南民族识别、分类有如此多的争议?为何在当代西南若干民族内部,人们对于何者为本民族文化也有许多不同意见?以上这些问题涉及:①在成为民族之前,西南各非汉人群之族群性;②近代民族化之时代背景,及其在长程历史上的意义;③基于以上之历史与历史民族志知识,我们应如何思考学术价值与现实关怀之问题。以下我拟以一些例子来说明我所了解的一些西南地区之族群性,说明近代的民族化过程及其意义,并以此反思20世纪上半叶以来民族史与民族志之研究典范及其变迁,以及相关的现实关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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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18 从这次大理会议[3]的主题跨越边界与典范来说,以下我要探讨、阐述的边界,是有关族群与民族的边界,也就是族群边界的性质与近代民族边界之建立过程等问题。另外,关于典范,我们可以将帝制中国与其边疆当作一种政治现实下的旧典范,今日中国及其少数民族当作一种近代形成的新典范,我们可以探讨、比较两种典范及其间的变迁。当然此也涉及学术典范,即在何种学术典范下,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完成有关中华民族之历史与民族知识建构,并借此完成少数民族分类、识别,而且这些学术典范在近二三十年来又是如何受到新学术风潮(如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风)的冲击,以及我们应如何面对这些新的学术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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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20 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主要是在羌族方面,除此之外,我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缺乏田野研究。因此以下特别是有关云、贵各地族群的分析,我所依据的大多是文献资料——包括本地人所书与传统汉文献——所涉及的地域与族群都有其局限性。因此,以下我所描述的中国西南人群的族群特质,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西南各地方族群,而是随着我所引用的文献有特定的时、空、人群指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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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25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88]
1702257326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民族化前夕西南各非汉人群之族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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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7328 中国西南地区以云贵高原为主,另包括湖南西南部与广西西部的山地丘陵,以及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高山纵谷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变是其特色。千百年来人类便在此多元的环境中,以各种混合生计手段来利用不同的自然环境区位,以获取生活资源。为了利用、保护与共享资源,人们也以血缘或拟血缘关系凝聚为种种群体,如家庭、家族、共祖之部落或村落、同源之族落等,这都是广义之“族群”。在民族化之前(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西南地区各非汉族群之族群性自然是相当多元且各具特色。本文以下所描述的,只是一些在西南民族中常见的族群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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