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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民族识别工作，根据本省的民族实际，参照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的理论，从民族集团的现实特征出发，对其历史、族源、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情况，经过具体分析研究，有的确定为少数民族，有的确定为汉族。这既符合贵州的实际，又有利于民族的发展繁荣，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充分表明，我国民族识别的理论和实践，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比历史上中外学者对贵州民族的研究方法，比历代文献中对贵州民族的分析，都更符合实际，更具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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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原载《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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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才贵（1945～ ），侗族，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女神与泛神——侗族萨玛文化研究》《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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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村松伸：《见过鬼神的男子——建筑探险家伊东忠太》，日本柏书房株式会社出版，1990，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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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清光绪任縢的《〈百苗图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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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鸟居龙藏全集》第10卷，朝日新闻社，1976，第532～534页，第627～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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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芮逸夫主编《苗系图册·影印苗系图集序》，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1973，第5、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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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荣等译，学林出版社，1995，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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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从“苗”到“苗族”——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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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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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近代时期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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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苗族的族源问题，据现今学术界的一般看法，除上古传说的尧舜禹时代的“三苗”外，被视为与现今苗族具有最为直接关系的“苗”的记录最早出现于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进入宋代以后，有关“苗”的记载及其所指在文献中便变得明晰起来。南宋大儒朱熹在其《三苗记》中，描述了现今湖南一带“苗”及“苗人”的情况，并将其与尧舜禹时代的“三苗”部落联系起来。但这时期在官方正史中尚未见到有关“苗”的记录。进入元代以后，正史中开始频繁出现“苗”的记录。据学者的统计，《元史》中有关“苗”的名称的记载，就有“苗”、“苗蛮”（如“贵州苗蛮”“平伐苗蛮”“八番苗蛮”“紫江苗蛮”等）、“苗佬”、“苗僚”、“生苗”等。[2]这里所说的“苗蛮”，从地域上来看，主要就指的是现今的贵州、湖南一带的非汉系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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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后，明王朝在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统治大为加强。在政治上，明王朝为了强化对云南的控制，确保交通线路，对于过去处在云南、四川、湖广之间的“蛮夷”地区加强了统治的力度，在明初的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正式建立了贵州行省。在政治上加强统治的同时，明王朝还通过设立在西南各地的“卫所”以及“民屯”等形式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大量的汉族移民移入这一地区。在贵州省，先后设置了30卫、140余所，仅屯军就多达20余万户、100多万人。[3]在这一背景之下，“苗”的指称范围日益扩大，逐渐成为非汉系族群的泛称，一些过去被冠以“蛮”的人群，到了明代以后，其称谓便为“苗”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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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清王朝对于西南地区的控制更为加强，雍正年间（1723～1736年）以后，对于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土司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于过去长期脱离中原王朝统辖的一些既无流官也没有土官统治的地区，如贵州东北部和湖南西部相交的腊尔山“红苗”地区、贵州黔东南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一带的“黑苗”地区以及贵州西南部的“仲苗”“青苗”地区，也通过使用武力，“开辟苗疆”，设州置县，将其置于直接统治之下。乾隆中期以后，内地迁往西南一带的汉族移民显著增加，土著的非汉系族群与迁移而来的汉族“客民”之间，围绕着土地的纠纷和对立日益激烈。在这过程中，“苗”完全取代了“蛮”，被置于与“汉”相对应的一极，成为了整个南方，尤其是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一带非汉系族群（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明代的汉族移民）的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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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近代中国以前的族群关系时，应该看到，近代以前的族群观念与我们现今的“民族”观念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过去在以天子为顶点的中华帝国时代，只有模糊的“疆域”观念而无明确的“领土”意识，而汉民族社会的“异族”观念以及专制政权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华夷之辨”这一政治与文化分界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的“华夷之辨”，可以说是汉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他而自觉为我”的一种文化优越意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观念包含了汉字这一文化象征体系以及将这一体系具象化和制度化了的称之为“礼”的行为准则；作为一种超越性的，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它并不是单纯地可以被还原到某一特定的地域与民族上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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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华夷之辨”不仅是区别汉民族与非汉民族的族群界线，同时更重要的是体现出的文化上的二元对立关系。“华”象征着“文明”，而展现这一“文明”具体内涵的就是对于汉字的习得以及对以儒家伦理道德观的认同。“夷”则意味着“野蛮”，具体表现为游牧游耕经济，无君无长的社会构成以及有悖于汉文化价值观的各种奇风异俗等。另一方面，“华夷之辨”的区分界线，除了以“文化”高下分之，即“教化”外，还包含着政治上的统属关系这一层次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王化”——即使是汉民族，如果脱离了专制权力的支配范围，也一样被视为“化外之民”。在明清时代以前，中原王朝尚未将大部分南方“蛮夷”纳入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在这一状况下，“华”与“夷”语境下的族群界线的区别，就主要是围绕着赋税徭役负担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统属关系而展开的。[5]然而，进入明清时代以后，随着南方大部分非汉系族群地域先后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对于“华”/“夷”的区别，也就从“王化”过渡到“教化”，即以是否掌握和习得汉文化及儒家伦理道德观为主来加以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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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我们看一看“苗”在汉文化语境中的变化情况。自明清时代以后，“苗”逐渐取代过去的“蛮”而变成了南方非汉系族群的泛称之一。其后，晚清的著名学者魏源试图对这一变化作出解释，他认为“蛮”与“苗”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由内部的社会组织构成的差距造成的，即内部有明确的上下尊卑关系、称雄一方的称之为“蛮”，而内部各不统属亦无贵贱之分的称之为“苗”；过去的专制权力主要是通过对“蛮”的安抚来压制“苗”，只是后来“蛮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才导致“苗患”日增，以至于取“蛮”而代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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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魏源明显地按照传统的汉民族文化价值观来区分“蛮”与“苗”。相对于有上下尊卑关系的“蛮”，魏源无疑是把内部互不统属、无君无长的“苗”视为更加野蛮的群体。他的这一观点是否确切另当别论，但在另一个方面的确反映出了当时的汉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将“苗”视为野蛮的看法。在这里，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剧烈变动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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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清朝中后期的苗汉关系以及“非苗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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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开始，随着中原专制权力通过“改土归流”等政治以及军事措施，过去长期与中原政权处于若即若离状态中的云贵、广西以及湖南部分地域的非汉系族群地区，先后被纳入中原专制权力的直接统治之下。在这一政治格局大变动的背景之下，汉族移民不断通过“屯军”的形式迁入这一地域。就贵州而言，屯军主要是分布在贵州中部从现镇远经黄平、施秉、凯里、贵定一直到安顺一线，以确保从湖南经到云南之间陆路驿道的安全。进入清朝以后，随着中原人口的剧增，在西南地区就出现了大批寻求土地的汉族流民——“客民”。乾隆年间以后，移民数量更是猛增。以贵州为例，据不完全的统计，贵州省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籍人口只有13697人，但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就猛增到3075111人，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更是达到了5167000人。[7]也就是说，从康熙年间到乾隆末期一百余年间，贵州人口猛增了数百倍之多。导致人口剧增的原因，除了户籍制度的推行之外，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而“苗疆”各地的苗民社会，到了道光年间，据该时期《黔南职方纪略》一书记载，汉族“客民”已经遍布“苗疆”，“有客民之寨比比皆是”。[8]在这一剧烈变化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一区域的社会状况以及族群关系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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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随着国家权力与汉族移民在西南地区大举进入，汉族社会与当地非汉系族群之间交往也日益频繁，对于“苗”也根据其观察加以细分化。清朝初期康熙年间，田雯在他的《黔书》中，列出了二十八种不同的“苗蛮种类”。[9]到了乾隆年间，爱必达在其《黔南识略》中指出：“苗之种类有百，上游则倮夷为多，下游则仲苗、青苗为多。”[10]道光年间，罗绕典在其《黔南职方纪略》一书中，就具体罗列出了贵州一带的五十二种“苗类”。[11]而嘉庆年间陈浩所作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图册中，不仅以彩图的形式描绘出贵州的八十二种“苗类”，而且对其“奇风异俗”附带了较为详细的文字说明。[12]因此，对于贵州等地的“苗”，一般又以“百苗”来加以概括，而贵州以及包括湖南、云南、广西、四川部分地区的“苗种”分布地区，也因之被称为“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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