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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纪初叶的有关“种族”的议论中，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于“种族”与“民族”内涵的理解极为模糊。在这个时期，不仅“种族”和“民族”两个概念有时相互混杂，而且在“民族”与“国家”（国民）之间的区别和解释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例，他是按照“人种”“民族”“人”（如“中国人”等）这一划分系列来展开其“种族”论的。这其中，他一方面把君临中国的满人划到“西伯利亚人种”里，当成了“异类”；另一方面，又把“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泰国人）和“西藏人”、“中国人”一道，全部归类到“汉民族”的范畴内，视其为“同胞”。[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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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这时期在人们话语言说中表现出来的“苗种”或“苗族”，也同样可以观察到这一倾向。尽管“苗”与“民族”挂钩，开始称为“苗族”，然而实际在内涵上与近代以前人们所指称的“苗”并没有发生太大质的变化。上述邹容、陈天华、梁启超等人的论说中展现出来的“苗种”或“苗族”，依旧是代表整个中国南方以至于到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一带的非汉系族群的泛称。更有甚者，随着这时期国门的打开，还有人将“苗”与美洲等地的印第安人联系在一起。如一篇探讨美洲各国印第安人政策的文章中，就以“红苗”来称呼各地的印地安人。[35]这里的“红”，当指的是美洲的有色人种印第安人而言，与后来作为苗族支系之一的“红苗”并无关系。有趣的是，为什么要用“苗”来称呼美洲的印第安人呢？这里似乎可以看到，随着时代潮流的变迁，传统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华夷次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作为展示以中华帝国为顶点的“华”与“夷”这一“天下”的政治以及文化等级分界，到了这时候，也被推移出去而成为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思维模式之一。在当时，一方面，黄白种之间呈现对抗关系；另一方面，欧美白种人与中国的汉人之间，虽然有肤色的不同，但他们都是“德慧术知之民”，俨然成了代表了文明的“华”的一方。[36]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们对于中国的“苗”与美洲的“印第安人”的印象，在“华夷之辨”这一架构下被重叠在一起。这除了显示出当时人们在相关知识方面的匮乏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代表“野蛮”的一级，“苗人”与“印第安人”这两者之间，的确具有相互共通的一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世纪之交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在当时人们的思想的激烈变化过程中，“苗”变成了“苗族”，在他者的眼中也呈现种种不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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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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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对于今天作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的苗族从前近代的非汉系族群的泛称演变为近代民族集团的历史过程的追溯，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经历由王朝体制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也经历了近代“民族集团”建构与创出的过程。而在这里，本文欲就影响民族集团形成的要素问题提出两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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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现今有关民族集团问题相关定义的研究和讨论中，无论是“主观”论者还是“客观”论者，一直都以某种“共同的文化”作为定义民族集团的最为基本的内容之一。然而，通过对于本文从“苗”到“苗族”的追溯过程可以看到，苗族作为一个近代民族集团最初的雏形，首先是在“他者”阵营中被想象和构建起来的。今天的苗族，作为中国大地上的一支古老的民族而众所周知，然而，其内部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分布地域、生业形态以及文化习俗来看，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别。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只能通过对历史追溯和展开来寻求答案了。这就是本文所欲提起的影响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这里所谓的“他者性”，指的是在众多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处于强势一方的族群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断影响周边的弱小族群，并且在强势族群这一“他者境界”中形成的异族印象也会通过同化等方式移植到弱小族群中。可以说，这种类型的“近代民族集团”的形成，与近代国民国家体制的形成过程几乎是亦步亦趋、同时展开的。这种类型的“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往往是经历了来自国家权力、主流社会以及近代科学等“他者”规定的过程，而不是迄今我们所强调的“共同的文化”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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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从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提出有关族群形成的“边界论”观点以来，“民族”（族群）形成过程中的“边界”[37]或者“境界”问题，日益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也就是说，在现今对于民族集团的研究中，“他者认同”（他们是谁？）以及“自我认同”（我们是谁？）已经成为界定“民族集团”的最重要的指标。[38]问题在于，在“他者”与“自我”的互动过程中，“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往往并不是同步发生的。在中国，由于汉民族及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境内各个族群的互动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在现今我们接触到的历史上有关“异族”的文本记载和近代以来的有关“民族”的话语言说，基本上都是基于汉文化的语境而展开的（也包括以汉文化为基础的国家权力在内），它并不一定反映出被视为“异族”的各个非汉系族群的实际认同的状况。苗族作为中国境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古老民族的形象，是在20世纪初期形成的。但是，作为苗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认同意识的建构过程，却是在近百年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兴起的。有关这一问题，因篇幅关系，将另行加以探讨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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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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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志强（1962～），苗族，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贵州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历史学、民族学、民族关系与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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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庭硕：《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以苗族族名为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98～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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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同寿：《贵州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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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村田雄二郎：《中華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最後の帝国”：中国》//蓮重彦等編，《いま、なぜ民族か》，卒京大学出版，1994，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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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例如，宋代对于南方的非汉系族群，中原王朝主要是按照赋税徭体现出来的政治统属关系来划分“华夷”边界的，如这时期出现的“莫徭”“徭人”等，并且进而以“生”“熟”观念来加以区分。《宋会要辑稿》载：“辰沅靖三州，内则省民居之，外则为熟户山徭，又有号曰峒丁，接近生界。平时省民得以安居，实赖熟户之徭与夫峒丁相为捍蔽。”在这里，“内”为“省民”即汉民，“外”为“熟户山徭”，即“王化”的蛮夷，而“生界”一说，同时代的朱辅在其《溪蛮丛笑》解释为“生界，去州县堡寨远，不属王化者，名生界”，即拒绝王朝统治的“蛮夷”。当时对于“生”“熟”的判别标准，我们从下列文献资料的记录上大致可以了解到。《文献通考·卷三三一·黎峒条》：“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兖州条》：“南方曰蛮，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矣。”《宋史·四九四蛮夷二·诚徽州蛮条》：“熙宁八年……有杨昌衔者，亦愿罢进奉，出租赋为汉民。”上述文献记载表明，宋代时期中原王朝对于南方“蛮夷”的认识以及“生”“熟”概念的划分，更多是从“王化”的角度，即是否归顺于专制权力，是否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来划分其“华”与“夷”边界的。对于“供税役”的“蛮夷”，则视其为“熟”蛮，甚至于“不以蛮命之”而视其为“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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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魏源：《西南夷改流记·小方斋舆地钞第八帙》，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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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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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道光二十七年修，光绪三十一年补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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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田雯：《黔书上卷·苗蛮种类部落》（贵州古籍集粹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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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乾隆十四年修，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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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道光二十七年修，光绪三十一年补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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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汉林：《百苗图校释》，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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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关这一时期苗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以及“汉”“苗”之间的对立的情况，已有许多研究涉及。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大汉族主义”的批判，也反映出中共高层领导者对于过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对立的这一段历史所持的客观态度和认识。而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也得到了各民族社会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从而导致了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以及民族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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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石启贵：《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07～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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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石启贵：《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09、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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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代的一些官方记录中，一直都将这一带的非汉系族群称为“苗”或者“黑苗”。参见《侗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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