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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道光二十七年修，光绪三十一年补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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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乾隆十四年修，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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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载《民族研究论文集》（第一集），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内部资料），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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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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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编《辛亥革命の思想》，筑摩帅房，1968（昭和43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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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编《辛亥革命の思想》，筑摩帅房，1968（昭和43年），第115～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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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吉澤誠一郎：《帝国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見る》，岩波帅店，2003，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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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编《辛亥革命の思想》，筑摩帅房，1968（昭和43年），第115～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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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章炳麟著：《訄书详注》，徐复注，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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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査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八》，南天帅局有限公司，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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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转引自孙隆基论文《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原引文“瑶”“侗”“僮”皆为反犬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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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第四十一》，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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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吉澤誠一郎：《帝国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見る》，岩波帅店，2003，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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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日〕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编《辛亥革命の思想》，筑摩帅房，1968（昭和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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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蔡锡龄：《红苗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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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日〕河田悌一：《中国近代思想と現代——知的状況を考える》，研文出版，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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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本文所使用的“民族（族群）边界”这一概念，主要以日本学者江渊一公氏所下的定义为参考，即所谓的民族（族群）边界，是指某一个特定的民族集团是由哪些（具有共同文化）人们所归属的有关集团成员的范围的概念。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其个人的归属，不仅是由自己，而且也由他者（他集团成员）的内容所决定。就是说，民族境界的形成包含了两个方面，即通过社会化过程从“内部”形成的境界以及在与其他集团相互作用过程中来自“外部”规定的境界。参照江淵一公《エスニックバウンダリーとスティグマ（stigma）》，载绫部恒雄编《文化人類学2特集=民族とエスニシティ》，アカデミア出版会，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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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エスニック集の境界》，青柳まちこ編译，《エスニックとは何か》，新泉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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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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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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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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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拓殖事业：早期近代中国的民族志与制图》这本美国清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书中，劳拉·赫斯特忒拉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讨论了民族志图示对清帝国边疆的重大意义。从广义上讲，民族志图示（ethnographic mapping）对于传统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空间身体政治”（spatial body politics）的建构和展示都有着很关键的作用。通过民族志图示，帝国或国家在确认自己经济、文化、政治、族属的边缘的同时，也定位了自己的中心。如果说制图（cartography）让帝国或现代国家对“地”（空间）有了“本体”的感觉，那么民族志图示（以文字或类似《皇清职贡图》《百苗图》《海国图志》等的编纂）则让帝国或现代国家有了与异族、异邦、异国相别的基础性人观（“子民”“国民”“蛮夷”“番邦”“化外之民”“我族”“他族”等）。而民族志图示中的分类则是这一基础性人观的基础。透过分门别类的民族志图示（文字、图画、照片等），对“民”透视的“帝国（国家）之眼”得以实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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