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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诸多的古代的民族志文献，无论从叙事风格、资料来源，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就这样被否定了。需要摒弃的是这些“过时的”、“闭门造车”和“捕风捉影”的、带“歧视性”的传统帝国民族志图示，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科学的、有“假定的结论”和实地考察精神的西方科学法则，然后以之对西南民族进行“种族”方面的量化研究，开展分类与归纳结合的语言学调查和实地的文化习俗记录。但是这些带“新学”色彩的有关西南民族的著述，据杨成志先生观察，在20世纪初的中国寥寥无几，且乏善可陈，而同时代西方出版的有关著作已达七十余部。[10]在外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诸多著述中，罗常培先生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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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云南民族根据一种标准作科学的分类的，得要算英人戴维斯（H.R.Davies）创始的。他根据语言把云南的民族，除去汉人以外，分作猛吉蔑语系（Mon-Khmer Family），掸语系（Shan Family），藏缅语系（Tibeto-Burm an）三大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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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知识权力：戴维斯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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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少校（Major.H.R.Davies），英国情报官员，1894～1900年受英国政府派遣考察修建滇缅铁路的可行性，他先后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考察，行程几千公里，考察了云南几乎所有重要的地区，而且一直深入到四川西南藏、彝地区，沿途不仅对山川地貌进行测量，对气候、物产、社会和风俗状况进行记录，也对所到之处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进行考察，并专门对云南的民族语言做了分类，将该分类以附录的形式收进他于1909年出版的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12]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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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写作的时候，正值法国兴办的滇越铁路修建之时，滇越铁路的修建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戴维斯直言不讳地说道，英国筹划中的滇缅铁路，其最终目标是修成一条从印度，经缅甸、云南、四川，与已立项的汉口至成都线相接的铁路，打通从内陆通往上海的商道。这样，英国不仅可以从经济利益方面与法国在中国内陆省区抗衡，也可以在清末动荡的省区格局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当然，戴维斯在书中也注意到，在中国人高涨的“爱国热情”之下，已经出现收归路权、由中国人自己修铁路的呼声，英国在华铁路计划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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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900年戴维斯在中国西南旅行的这段时间，正值北方义和团起事、西南反洋教的教案不断发生的时候。排外情绪已经从沿海通商口岸蔓延到中国腹地，从中国的精英阶层扩散到民间。戴维斯在其著述中数次提到他在考察云南过程中所经历的云南老百姓对“洋人”的敌视态度：一次旅行中，一位乡村老汉神情严肃地走过来，问他的翻译他们是不是来侵略中国的；在腾越厅，由于当地居民对刚签署的开放腾越为通商口岸的协定不满，戴维斯一行路过此地时遭到了他们的石块投掷；当他们考察经过滇东北的宣威时，一批当地人冲戴维斯一行大喊大叫“洋鬼子”，戴维斯怒不可遏，和同伴瓦兹·詹姆斯一起追上前去，抓住其中一人痛打一顿，好好地“教训”了这些“不把欧洲人当人而视为番鬼的支那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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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支那人”（China man）的“教训”当然不一定非得像这样染上暴力的色彩，知识优越性的显示往往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费约翰（John Fitzgerald）这样写道，“现代欧洲帝国的扩张中，知识的渴望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商业和影响的竞争因素”。[15]传统的帝国（希腊、罗马、波斯）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商业与学问的关系，故维系时间不算很长。而新兴的大英帝国除了商业扩张的兴趣外，还需要建立一个“理性的帝国”（an empire of reason），一个对统辖的殖民地和商业拓张区域的“社会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帝国。广泛而又准确的知识“对帝国的管理至为关键，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给土著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即英国优越的基础在于知识本身”。[16]而对于“土著们”来说，在与这些知识（尤其是有关自己的知识）进行一种不平等的对话时，无疑就会陷入一种比附与抵触交融的矛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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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附是必要的，强势的西方现代科学符号是推倒中国旧学问的基础；而修正则是必需的，兴中国人自己的西南之学，谋求国家主权与知识主权，才是中国学人借鉴西方话语背后最深切的关怀。杨成志先生在西南民族研究的学者中，其早期著述语言的个性化色彩最强，也最具鼓动性。在列举戴维斯等对中国西南的考察、肯定西方人科学的“高明”之处以后，杨先生话锋一转，开始强调中国学者与外来的西方学者相比所具有的获取知识的能力。在他看来，知识的权威性无疑是建构在学者与学术的本土性基础之上的，本土所滋养的“文化素质”（cultural dispositions）赋予了中国学者对境内西南民族特殊的经验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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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以为这种考察“西南民族”的工作，与其让外国人的代庖，不如让我们自己来干一干。为什么呢？因着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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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对西南民族的研究，尽管在现时中国有关西南民族的学术著作中已很少提及，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是影响深远的。[18]20世纪初戴维斯的分类框架（“猛吉蔑语系”“掸语系”“藏缅语系”）出现后，不仅在民国时期中文的西南边疆研究文献的引用率远远高出其他同期的西方学术论著，而且在中国学界中，相继有著名学者丁文江（1935）、凌纯声（1936）、马长寿（1936）、李方桂（1937）、陶云逵（1938）、罗常培（1942）、芮逸夫（1943）、岑家梧（1944）等以此为“正式科学”的蓝本，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分类和研究，并对戴氏的分类法加以补充和修正。在大致框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学者针对戴氏的分类也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模式。丁文江在《爨文丛刻》的自序中将云南民族分为：①掸人类；②藏缅类；③苗瑶类；④交趾类。凌纯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考察云南以后，分云南民族为：①蒲人类；②藏缅类；③掸人类。马长寿的《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将分类范围从云南扩展到整个西南，分为：①苗瑶族系；②掸台族系；③藏缅族系，各系下分若干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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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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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分类的细节不是本文要探讨的范畴，在这里我仅对中国学者与戴氏的框架对话时的学术性和意识形态层面做一些思考，归结起来，这两个层面涉及的是族属的归类与当时的政治语境的关系，体现的是两种视野在中国西南空间里的展开，即“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与“中国化的西南视野”在西南的对话与碰撞的过程。这里首先涉及的是由戴维斯的分类个案所引起的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东南亚殖民政治语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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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层面来讲，中国学者们对戴维斯分类系统中争议最大就是“苗瑶”与“民家”的系属问题。[20]依据戴维斯的分法，“苗瑶”和“民家”均被纳入“猛吉蔑（孟-高棉）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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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氏认为苗瑶语和孟吉蔑语虽不密切相似，但就语词顺序说，名词在形容词前，所有物在所有者前，主词在动词前，动词在宾词前，苗瑶语都和孟吉蔑语一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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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家”的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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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氏分析民家语之字源，结果以汉字为最多，藏缅字次之，蒙克字居第三，掸字最少。氏以民家四周无蒙克语民族，则其蒙克字源非由外铄，或即其本族之原始语言。氏以此理由遂决定民家语当属蒙克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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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中，凌纯声和陶云逵遵从戴维斯的分类把“苗瑶”和“民家”归为孟吉蔑语民族；[23]马长寿也赞同戴氏的“苗瑶”为孟吉蔑语民族的提法，但依据南诏为僰夷所建的说法，将“民家”归入掸语系民族；[24]丁文江则把“苗瑶”单列一组，“民家”归为掸语系民族；李方桂把“苗瑶”单列一组，而将“民家”列入藏缅语的倮（彝）语支民族。罗常培基本沿用李方桂的分类，将“苗瑶”单列，鉴于“民家”的系属问题众说纷纭，他倾向于单列一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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