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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马长寿和林惠祥先生因袭拉克伯里的学说（南诏为操掸泰语的哀牢夷后裔所建），[45]在学术界受到了长期的批评。[46]凌纯声先生在1938年撰写的《唐代云南的乌蛮和白蛮考》一文中认为，建南诏者为“乌蛮”，[47]应是“藏缅系中倮群或其别支，而不是泰掸族”，[48]从学术上力图切断当时暹罗“大泰族主义”的“历史记忆”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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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岑家梧先生在《边政公论》上发表《由仲家来源驳斥泰族主义的错误》一文，对马长寿先生在西南民族分类中将仲家（布依族）归为“掸台族系”提出直接的批评，认为马长寿先生没有做过实地调查，将仲家和水家、青苗混为一谈。岑家梧先生根据贵州荔波县仲家几个姓氏（蒙姓、莫姓、覃姓）家谱的考察和这几家迁徙故事的访谈，认为“仲家原为中原汉人，后来因为犯罪流徙或奉调戍边，日久便与土著通婚而土著化了”，“目下仲家语系虽与泰语相通，其与汉语的关系则极密切，仲家与汉人在血统上的关系，已有极悠久的历史”。在暹罗“泰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马长寿先生的分类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即便是纯学术的分类，也容易授敌人以分裂的口实。[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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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岑家梧先生的这一观点。泰国史专家陈碧笙先生则认为，中华民族与泰掸语系的民族在历史和血缘上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并引考古学家李济的观点，认为“现代汉族中实含有甚多的泰族血统”；暹罗民族原发祥于中国贵州云南一带，后来逐渐南迁至印度支那半岛；历史上暹罗与中华帝国有长期的朝贡关系，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极为密切；迄至20世纪30年代末，暹罗全国人口1400万中，华侨“实占三百万，所余的大部分亦强半含有中华民族的血统”。[50]按照中华民族的发展规律，每一次北方强邻的入侵，都会引起中华民族的大规模南迁。陈碧笙先生据此推想，抗战的爆发很可能再一次演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掀起中华民族的“南进”运动，从滇西南一直推进到印支半岛。在这幅宏大的“南进”的画卷里，暹罗北部，这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届时将由勤劳的中国人来开发。“等到中华人口的南下和华侨力量的北进互相联紧起来的时候”，“许多中华血统文化的分支——尤其是暹罗，将不可避免的接受中华民族南进的影响而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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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笙先生抗战时期所写的《滇边散忆》，无疑带有“宣传性学术”的特点，与上述岑家梧先生的文章一样，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鼓动性。不过，岑家梧先生的文章所针对的话语对象是学术界，包含的是学术的“内省”与“自闭”，主张从知识结构上“御敌于国门之外”，消除西方的殖民话语遗产对中国学术的侵蚀和对西南边疆安全的威胁。而作为通俗读物，陈碧笙先生的《滇边散忆》，针对的是抗战时期的一般民众，试图以华夏帝国时代辉煌的“南进”扩张记忆来鼓舞民众的斗志，增加他们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认识。不过，在国土大片沦丧，人民颠沛流离，西南边疆局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很难判定普通大众对这种构想究竟抱有多大的热忱。在同时期的学术出版品中，也不太容易体会得到这种恢宏的构想在中国学人中所引起的共鸣。不过这种在抗战时激扬文字，而对历史条件论证不足的推想也并非没有一点现实的可能。“冷战”时期西方从东南亚对中国展开的长达三十来年的围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排华浪潮此起彼伏，当地国家政府对中国大陆输出“民族性”共产主义的极度恐惧，也许可以说明陈碧笙先生当时的“南进”推想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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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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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知识在中国西南的拓展，无疑启动了白露（Tani Barlow）所称的“符号的本土化”（localization of the sign）的过程。白露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强调在本土语境的约束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体系表现出地方性和能动性。她提出了“符号的运用”（appropriation of a sign）这一观念，“运用”（appropriation）即“地方化”（localiza-tion）的过程。[51]西方有关中国西南民族分类的知识在中国的“地方化”的过程，实际上具有高度国家化、民族化、意识形态化的色彩。中国学者所要创制的西南民族分类图示成为了国家与民族疆域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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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谢世忠教授曾以“学术型民族主义”（academic nationalism）来概括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南边疆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实践。[52]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学术型民族主义”具有相应的历史性（historicity）。如前所述，抗战前后中国学人对西方的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体系的态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曾有过的因袭性和跨境视野随着抗战的爆发而减弱，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战时宣传色彩的学术思潮，所强调的是民族的边际与国家的边界重叠，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领域与中国的疆域相吻合。在认识民国时期西南学术民族主义的历史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双面的特点。这种双面性体现在中国学人在对待西学和中国传统的民族志的态度上：一方面西方对中国西南的知识的“科学性”得到肯定，但其帝国殖民视野与中国的主权观念相抵触，所以在中国学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被加以否定；另一方面中国学人对帝国时代民族志的“非科学”、强调夷夏分野的西南民族分类法加以否定，但在实际的考证中又大量引用传统经典来论证华夏一统的“天下观”及其衍生的中国现代国家民族观念。在中西的西南视野之间，在肯定与否定的叙述逻辑之中，比附（minesis）与抵触（resistance）共存，既折射出特定的政治与学术场景中，西南知识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同时也反映出知识地方化的过程中中国学人的国家主体意识及其相关的创意与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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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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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文斌（1963～ ），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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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制图”（cartography）与“民族志”（ethnography）对华夏帝国边缘建构的讨论，参见 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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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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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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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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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际上，鸟居龙藏提出的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的中国独特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学界中一直都是一种实践的方式。谢世忠在对芮逸夫的西南民族考察生涯的评析中，也指出当时的中国学人对古文献的依赖，尤其是在构建华夏中心的民族主义学术时，对“汉夷”关系的阐释，所凭借的仍然是帝国时代对边地的叙述材料。参见Shi-chung H-sieh（谢世忠）：“An Ethnographic World Formulated：On Yih-fu Ruey ’s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Histories and Cultures in South China，”Inner Asia，vol 14，no 1，pp.14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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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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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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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第23页。如果说将国内外学界近年来对后现代、后殖民色彩的“内部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批判与杨成志先生的这番话做一比较，无疑杨先生20世纪20年代末这段西南人类学初建阶段的反思已经是比较/后学的了。西方研究中国西南的学者，在缺乏中国学术史背景的情况下，其机械性的范式运作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学界从清末、民国到社会主义阶段每一个转型期的范式“negation”（否定）过程与反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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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这种欠缺无疑让杨成志先生痛心疾首，发出“我不觉叹我国文化的落后，何至于此极！”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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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罗常培（莘田）：《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边政公论》194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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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该书的的中译本于2000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安泰等译），名为《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可惜的是，大概是因为翻译难度大或出版社考虑此书宜作为通俗游记的原因，戴维斯作为附录的云南族语言分类未被收进中译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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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R.Davies.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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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鸟居龙藏身上。1902年，他从湖南出发到贵州时，就听说了在辰州发生杀死英国传教士的事情。在湖南常德的街上，因鸟居身着西装的缘故，小孩子们都追着叫他“洋鬼子”；在黔阳县洪江司，他也听到“暴民”杀死“东洋鬼”的呐喊。在不得已之下，鸟居出行时只好换上清朝百姓的服装，戴上假辫子，甚至还准备剃掉头发，扮成和尚。参见黄才贵编著《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第122、124、125、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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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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