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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第143～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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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第139～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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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梁启超全集》（第12卷），北京出版社，1999，第4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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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岑家梧先生从民族学的角度倡导西南民族分类“中国化”不同的是，语言学家们，如李芳桂、罗常培等因知识背景不同，在分类时跨界特征明显，对外来术语的保留也较多，抗战前后其分类框架的“国际性”也变动不太大。参见李芳桂“Language and Dialects”，（英文）《中国年鉴》，商务印书馆，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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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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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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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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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He Shengda.The Theory of the Nanzhao Thai Kingdom：ItsOrigin and Bankruptcy.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 1 XV，No13，p.77，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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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1卷，193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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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凌纯声：《中泰民族之关系》，载《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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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参见马长寿《南诏国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71～72页。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长寿先生根据文献和调查材料，重新修改了他过去认为南诏为僰夷（泰傣）所建的提法，认为“唐代的白蛮语就是今日的白族语，唐代的东爨乌蛮语就是今日的彝族语”，同意南诏王室为彝族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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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陈碧笙：《滇边散忆》，商务印书馆，1941，第13、31、10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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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Tani Barlow.zhishifenzhi（Chinese Intellectual）and Power.Dialectical Anthropology，16，1991，pp.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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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Shih-chung Hsieh（谢世忠）.An Ethnographic World Formulated：On Yih-fuRuey’s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Histories and Cultures in South China.Inner Asia，Vol.14，No.11，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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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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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进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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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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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问题是：首先，我国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其次，各民族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对那些长期以来受歧视和分布在边疆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过去的政府是很少过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实行民族地区区域自治，帮助各族人民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就需要对各民族的情况进行摸底和调查研究。从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下来的400多种民族名称中，1954年首批确认和识别了38个少数民族。1958年至1964年，中央组成16个调查组，分赴西南、西北、东北等各省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展开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艺术、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1964年，中央公布了第二批得到确认的15个少数民族。截至1982年，55个少数民族已经得到确认，但有些人群原归入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后要求恢复少数民族成分或更改原来填报的少数民族成分。1982年以后要求恢复或更改的人数达500万人，其中260万人经过识别后已经得到恢复或更改其民族成分。目前还有一些少数群体要求继续识别其民族成分或更改民族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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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展的这项民族识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然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中央政府组织进行的少数民族识别工作招致西方的抨击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无端指责。其实，西方学术界针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初衷之一便是试图解构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并进而解构和颠覆现政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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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George V.H.Moseley、Teufel Dreyer等人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旨趣多侧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事务。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也显示出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性（ethnicity）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开始转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ethnic group identity）与族群性方面，主要集中在有关少数民族研究中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叙事等诸多研究主题上。该领域代表性研究有以下几个。①美国学者杜磊（Dru C. Gladney）的中国回族认同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认为“回族”是一个被政治建构的分类体系，这一人群分类范畴包括了不同历史来源的人群，这一群体的人们除了拥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共同的宗教认同外，在文化、语言、生计方式、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之间并无多少共同之处。[2]②美国学者斯蒂文·郝瑞（Steven Harrell）[3]对彝族的族群关系、民族认同的研究也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国家在民族（彝族）身份的赋予和认同的塑造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民族识别不仅受到西方民族主义与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理论与中国复杂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相协调而做出的意识形态上的创新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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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性研究和针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学术解构与政治企图，也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的田野研究的力度。同时，学者们由于各自对“民族”与“族群”概念的认识不同而引发较大的争议与讨论。上述的“民族”与“族群”的概念之争，掀起新一轮的学术争鸣，并引发对20世纪50～6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反思和讨论。在“建构”和“解构”等论调盛行的同时，大陆学界掀起了一轮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纷争。基于上述背景，笔者认为在当前有必要重新梳理和廓清西方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实质，深层阐述国内学术界对于民族问题研究的种种纷争及其实质，并对中国的民族识别进行深刻反思，以回应国际上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质疑和误解，也深层次分析目前国内民族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种种分歧、争论之学术陷阱及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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