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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杨成志：《罗罗说略》，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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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第31～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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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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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第143～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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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第139～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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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梁启超全集》（第12卷），北京出版社，1999，第4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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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岑家梧先生从民族学的角度倡导西南民族分类“中国化”不同的是，语言学家们，如李芳桂、罗常培等因知识背景不同，在分类时跨界特征明显，对外来术语的保留也较多，抗战前后其分类框架的“国际性”也变动不太大。参见李芳桂“Language and Dialects”，（英文）《中国年鉴》，商务印书馆，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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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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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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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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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He Shengda.The Theory of the Nanzhao Thai Kingdom：ItsOrigin and Bankruptcy.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 1 XV，No13，p.77，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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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1卷，193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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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凌纯声：《中泰民族之关系》，载《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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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参见马长寿《南诏国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71～72页。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长寿先生根据文献和调查材料，重新修改了他过去认为南诏为僰夷（泰傣）所建的提法，认为“唐代的白蛮语就是今日的白族语，唐代的东爨乌蛮语就是今日的彝族语”，同意南诏王室为彝族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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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陈碧笙：《滇边散忆》，商务印书馆，1941，第13、31、10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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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Tani Barlow.zhishifenzhi（Chinese Intellectual）and Power.Dialectical Anthropology，16，1991，pp.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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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Shih-chung Hsieh（谢世忠）.An Ethnographic World Formulated：On Yih-fuRuey’s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Histories and Cultures in South China.Inner Asia，Vol.14，No.11，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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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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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进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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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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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问题是：首先，我国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其次，各民族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对那些长期以来受歧视和分布在边疆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过去的政府是很少过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实行民族地区区域自治，帮助各族人民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就需要对各民族的情况进行摸底和调查研究。从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下来的400多种民族名称中，1954年首批确认和识别了38个少数民族。1958年至1964年，中央组成16个调查组，分赴西南、西北、东北等各省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展开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艺术、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1964年，中央公布了第二批得到确认的15个少数民族。截至1982年，55个少数民族已经得到确认，但有些人群原归入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后要求恢复少数民族成分或更改原来填报的少数民族成分。1982年以后要求恢复或更改的人数达500万人，其中260万人经过识别后已经得到恢复或更改其民族成分。目前还有一些少数群体要求继续识别其民族成分或更改民族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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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展的这项民族识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然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中央政府组织进行的少数民族识别工作招致西方的抨击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无端指责。其实，西方学术界针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初衷之一便是试图解构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并进而解构和颠覆现政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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