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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郝瑞的上述观点，李绍明先生曾从族称、文字、地域、族源、文化形态等方面撰文质疑郝瑞的论述。[11]也有研究者通过对相关彝、汉文献的分析，结合田野资料，从主位的角度，考察了彝族的族类自称、族源、世系的自我认识、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并指出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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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磊也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政府经过民族识别并以回族这一标签将历史上曾经拥有共同伊斯兰信仰的人类群体加以制度化的分类和管理。尽管回族的识别是出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但是回族的精英和大众也在以“回族”这一官方认可的标签为纽带不断强化本群体的民族认同，以此为工具或砝码向政府要求更有利的地位和资源，双方从各自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互动、谈判进而达成妥协，这也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从而使得回族这一分类单位得以存在并保有自身长久的生命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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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中国民族识别中的一些遗留问题时，郝瑞认为中国政府对民族的识别工作与西方民族学界定民族的理论是不相符合的。他指出，如四川、云南与西藏交界地的西番和居住在四川西北部的白马人，在民族识别中西番、白马人都被划归为藏族，但是这些群体至今没有认同对其民族识别的结论。郝瑞从另一个角度谈到他对中国民族识别的看法：“民族性不是建立在一个族群内部其文化的相似性基础上的，也不是建立在族群之间不同的文化特征基础上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德·利奇（Edmund Leach）[14]对靠近云南边界缅甸克钦人的文化异质的有关论证。可是，由于中国政府对民族识别的介入，由于其民族定义是完全建立在文化标准上的，这些标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展示出其生命力。我们的确发现把文化标准作为成员族属之实际根据的情况，至少是确定成员族属的第一条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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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历史与过程的研究。他认为对中国西南民族的探索应超越单一民族的研究模式，走向民族史和民族学学科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对中国民族识别工程的认识也应具有历史的深度，在认识20世纪50年代苏联民族定义影响的同时，需进一步扩大到对20世纪初期西方的西南语言分类体系继承的探讨，而且应分析民族分类如何被自然化、成为公共常识的过程。[16]他的研究事实上是印证其对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分类标准的质疑，隐含着中国政府通过民族识别而对本国境内众多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说的传统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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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学术界针对中国的民族识别的后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强调少数民族因“民族识别”所享有的社会平等与互助、融洽的族际关系；另一方则强调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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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族群”抑或“民族”：国内学术界对“民族识别”的分歧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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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定义与“民族形成”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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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进行民族识别是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必不可少的前提。当时在民族识别调查中，比较倾向性的意见是赞同采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主要是民族定义）作为民族识别工作的指导理论，不过也强调在实际调查研究中注重灵活运用。黄淑娉教授认为，所谓的“灵活运用”，实际上是在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中国化”工作。她分析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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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的理论前提已不纯然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是“中国化”了的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这一理论与其母体的区别在于：1.民族的外延不同。斯大林的民族只是指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我们则指一切历史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外延要大得多。2.民族的四个特征可以只具萌芽状态。3.理论上更具弹性。斯大林对于民族的界定是确定的，中国化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强调“灵活运用”，这就为以后的理论探索提供了空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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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谈及的有关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中国化问题，黄淑娉教授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核心特质逐一加以对照分析，经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可能失去了形成期具有的共同地域和经济联系，甚至丢掉了固有的语言，但共同的文化特点始终保留或者部分地保留下来，这就决定了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反之，如果失去了共同文化，将不成其为原来的民族。她认为，我们当时充分考虑到斯大林对于“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这一民族要素的论述，借鉴民族学的有关理论，决定以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特征——共同文化特点作为识别民族的标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今天看来，这正是对民族识别预设理论的重大突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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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教授总结民族识别的经验时谈道，对民族概念的掌握，必须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尤其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著名论断，但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与各民族的实际，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19]在谈到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在民族识别中的适用性问题时，费孝通先生指出，我国民族情况十分复杂，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我们所用“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由于我国和欧洲各国历史不同，“民族”一词的传统含义也有区别，为了避免因中西文翻译而引起理论上不必要的混乱，我们在具体使用中有必要对概念进行界定。[20]陈连开教授认为当时所能遵循的基本的理论依据，是1913年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虽然对什么是民族以及民族形成的科学研究与讨论没有停止，但并没有影响民族识别工作的进行，而且逐渐形成了我国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共识：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在语言、经济、文化、民族意识等方面具有明显特点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经过识别确认为单一民族，广泛征询本民族意愿加以认定。”[21]这场“民族”以及“民族”是如何形成的学术大讨论，为我们后来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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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开展的民族识别调查，使得我国的学术界首先要面对“民族”一词的定义和表述。在国际学术界，对“民族”的定义很多，在我国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中应采用哪一种定义呢？由于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民族学界给民族的定义当然被认为是不能考虑的。那么，1913年斯大林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所下的定义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具体的实践中参与民族识别的专家们发现，斯大林界定的民族，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而中国待识别的民族，却大多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些民族一般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斯大林规定的四大特征。于是，专家们果断地从中国实际出发，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灵活地同斯大林的理论相结合，将科学认定灵活地与本民族意愿（民族认同）相结合，创立了一种带有苏联影响的民族客位（etic）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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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所认定的56个民族无论是人口规模、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还是民族识别之前的社会性质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很难用一种模式涵盖。既然没有自己的经验，而且还是处于一种边调查研究边进行民族识别的摸索和尝试，那么，在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或缺憾。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半个世纪以前我国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现在观之，无外乎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较多批评和质疑的；另一种似乎是较为乐观和较多赞同的。那么这究竟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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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与“民族”的概念纷争：颠覆抑或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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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22]这一概念最初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西方出现的，是多种群体分类的一种方式，它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关于它的定义，存有很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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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在借用“族群”概念的同时，也试图重新定义和解释，以适应中国国情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费孝通曾说：“ethnos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一个个的民族只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一定时间空间的场合里呈现的一种人们共同体。”[23]从这个意义来看，ethnic group是较之于nation指涉外延更宽、更具动态性和灵活性的概念范畴。目前，我国学界使用“族群”概念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置换说、兼用说、情景说。一些学者认为，经过几十年相关的学术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实践层面的建设，“民族”概念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还是在民间话语中，都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约定俗成的关键概念。中国的“民族”概念，是一个非常中国化了的概念，不仅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族群”概念，甚至也有别于苏联的“民族”概念。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族群与民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诉求和政治承认上，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拥有区域自治权利，因而不应该轻易把他们改称为族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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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一些学者认为“族群”依靠其成员的主观认同和边界得以界定，也认为大陆的民族概念更多的是“民族识别”的结果，是中央政府为便于行政管理而采取的制度性安排。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中国，积极地倾国家之力，引进斯大林式的‘民族’概念，在全中国境内建立起一套高度固定化、僵化的族群分类模式与分类界限，更进一步增加了中国族群议题的复杂性”。[25]比较而言，陈志明的观点更引人深思，他认为中国的人类学者不必硬让自己国内的分类去配合英美人类学的分类。“英美的人类学没有‘民族’这个概念，这是英美人类学的问题，不是中国人类学的不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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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博士的研究表明，20世纪上半叶，早期从事边疆民族考察的学者在西南地区会聚最多，显示这一地区民族状态较其他边疆地区更为复杂。当时有些学者曾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认为这一地区人群大多早已汉化，民族调查所做的“民族”识别反而会影响中国民族的团结。即使在中国民族识别完成后，部分西方人类学者仍基于其对“民族”及“族群”的认知而对西南民族分类与识别表示异议，西南各民族内部的地方族群亦有重新识别的吁求。他认为，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是：我们已略知的在中国西南地区由“族群”到“民族”的变化及进行这样的变化的历史意义如何。部分学者对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识别的质疑及批判是否合理。我们不能忽略，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可以批评、解构任何一种“客观的”民族分类与识别，但其强调人们的主观意识与选择，以及强调族群边界的模糊与变异性，它自身却无法提供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因此，以一种刻板的“族群”概念与理论，或一种刻板的学科知识来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各个“族群”，不但谬以千里，也违反人类学自身注重田野民族志的原则。[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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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教授认为，中国有些族群已经淡化的“民族意识”，在1949年以后的新制度下得到了加强而非减弱。在遵循斯大林民族理论、“民族”定义对中国各地不同群体进行“识别”时，难免出现了一些牵强与矛盾之处，也造成了“识别”中的遗留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应对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反思和再认识。他从中外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实践来思考中国民族关系问题，提出“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作为理解民族关系的一个新思路。[28]针对马戎教授的以“族群”对“民族”的替代和置换以及民族问题研究“去政治化”的提法，也有研究者分析指出，民族问题既然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来解决，试图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今对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需要关注的不是存废问题，而是如何坚持、完善和发展的问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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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戎教授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议题提出之后，在国内学术界引发较大的争议，后果之一便是引起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的重新反思与评价。其实，我们今天对50年代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民族识别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已经识别出来的55个少数民族中很少有完全符合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也就是说，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四要素说并不具备普适性。具体而言，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均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和迥然有别的民族形成过程，更何况，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样而丰富的文化地理差异和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等特点，使得中国的民族识别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笔者近年来主要从事有关民族识别的口述史调查和研究，从对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个案、档案材料、少数民族历史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等综合调查材料的分析中发现，在民族识别中，事实上除了国家的政治话语外，少数民族的精英（地方乡绅、知识分子、宗教领袖、干部等）、参与民族识别的专家（他们具有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专业背景）和其他民族的精英人物、代表等的参与是必经的程序。在具体的民族识别实践中既要强调参与识别者的客位角色和主动性，也要充分考虑到被识别群体的主位立场和能动性，如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和“名从主人”等原则的充分体现。所以，有说服力的田野个案表明土族的民族识别或分类中充分体现了参与识别各方的积极博弈，而不仅仅如西方学者所说的是一种国家政治话语主导下的“民族建构”，事实上，回过头来对民族识别加以审视，现有的55个少数民族各自都有其历史文化传统绵延的历史记忆，也有各自独特的族群存续的历史事实，不能用一种过分西化的族群性研究将之一一解构，这种不负责任的学术式的解构尝试，事实上难以掩饰其别样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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