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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55、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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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Steven Harrel）商榷》，《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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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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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ru C. 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Orlando，Hardcourt Brace & Company，1998；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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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dmund Leach，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London：Athlone Press，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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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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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homas S.Mullaney，“Ethnic Classification Writ Large：The 1954 Yunnan Province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 and its Foundationa in Rrpublican-Era Taxonomic Thought，”China Information，Volume18，No.2，Jul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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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淑娉：《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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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黄淑娉：《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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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阅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载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论文集》第三集，内部资料，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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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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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陈连开《历时40年的民族大识别》，《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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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将“族群”界定为：“族群这个名称用以指一个群体：生物上具有极强的自我延续性、分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价值上的统一、形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具有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参见Fredrik. Barth（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Prospect Heights：Waveland Press，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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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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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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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蒋斌、何翠萍编《国家、市场与脉络化的族群》，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2003，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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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陈志明《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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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王明珂《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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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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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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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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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志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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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组织形成群体的社会过程最核心的机制是认同和辨异，即人们的族群身份认同。一个族群，首先具有体质（有形）和语言、宗教、价值观念等文化）（无形）的客观基础。在这个族群与其他族群接触交往中，通过在这些有形、无形方面异同程度的认识，形成不同层次的“认同”和“认异”。在族群成员们的社会活动中，在这样的客观基础上，会自然地萌发“群体意识”。“族群认同”是在与其他群体接触时才发生的问题，在人们置身于不断扩大的“群体”并与其他“群体”接触时，认同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因此，族群认同具有多层次性。[2]这种经由接触而自然萌发或者经由传播而获得的族群身份意识是一种族群成员关于自己族群身份的自我定义。在通过接触而形成的群体特征的连续统中，用来作为族群区分判断标准的有体质特征、血统世系、身体表征以及其他被成员之间认为是显在的判断尺度。制度的和阶级的因素也纠缠在对具有特定情境的群体关联序列的感性判断中。在社会生活中，这些用以判断自我和他人族群身份的标准往往发生变动，会使人们对身份的判断变得模糊。需要人们做出判断的刺激越是模棱两可，人们越是倾向于围绕他们的各种观点进行判断。这种情况下，他人的观点具有特殊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随着他人的声望变化，他人的权利和地位越高，其判断越具有确定作用；等级系统越严格，优越等级的影响越大。这便是他人定义。对于新的身份认同，他人定义往往先于自我定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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