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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时角度来看，当代保安族内部的群体身份认同也存在差异性。如表2所示，分职业、分教派的统计数据大致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非农职业者更倾向于强调“保安族”这种群体身份；其中属于高赵家门宦的受访者这种倾向最明显，而处于另一端的是属于格底目的农民，他们更倾向于“回民”这种群体身份。[10]从不同年龄组对其他族群的认同意识来看，老人还保存着对留在保安族的迁出地保安的那一部分“保安人”的认同情感，认他们作“兄弟”；而年轻人则不再认同这种情感，他们与老人们类似的“兄弟”情感指向另一些目标：“穆斯林皆兄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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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保安族内部身份意识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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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以说，这样一个人口来源并不复杂的小规模群体，既没有始终不变的自我认同，也没有整齐划一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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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安族群身份的社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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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群体自我认同的不稳定性很难从其自身找到原因。为了解释群体自我身份认定变化的原因，还得将这个群体放到相应的社会环境中去。如果脱离了群体所处的族群关系情景，谈论族群身份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这些自我认定的群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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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这些人们族群身份的另一个面向——社会定义，具有显著的多重性。保安群体身份在汉、番、回之间摆动，具体的群体身份取决于群体与定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定义中用来区别群体的判断标准包括语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而定义者与被定义者的政治权力关系也是影响社会定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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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历史上的社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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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义的关系以及族群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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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群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义按照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对照来看，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异以及趋同，这一点有助于理解规模较小的族群群体演变规律，并探知在保安族成为民族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塑造力量有哪些（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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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自我认同、社会定义和族群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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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人口规模很小又具有异质性的群体被汉定义为番又被番定义为汉，从而变得非汉非番时，群体似乎更倾向于借助对社会政治关系中的强权者的归属来确定和维护群体地位，自我认同的群体身份反映出一种依附关系。这种状况下群体倾向于增强内聚力，维持族群边界，因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当社会定义具有明显的贬义和拒斥色彩时，群体的反应同样是内聚力增强和族群边界明晰、固化。更大规模、更强影响力的族群对规模较小群体的拒斥使得小群体的族群边界得以维持。而当社会定义与自我认同取得一致的时候，族群就会朝着社会定义的方向发生变动。保安的回民虽然与“中原”的回民不一样，但由于都信仰伊斯兰教，而被所有社会定义的参与力量都定义为回民，这时，这部分回民便从“四寨子人”中分离出来，并进入以回民为主导的社会。当群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义都是“保安回回”并且不具有明显的褒贬色彩时，群体归属意识增强，族群性减弱并迅速融入回民社会。而当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出现了新的具有更为积极社会意义的他人定义，同时旧的社会定义依然有效时，人们既维持既有的族群归属，又会向着对群体有利的方向发展新的身份意识。所以，更大规模族群群体的接纳和宽容，可能会使小规模群体迅速融入该族群，而外力——主要是国家的力量——的区分又可能使得这个过程变得较为复杂，这种处境下，小规模族群有可能发展出较为特殊的以趋利避害为主要特征的身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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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定保安人族群身份的参与者中，除了国家这一特殊的政治力量之外，还涉及三个族群群体，它们是当地的蒙古、藏和回。在被用来界定群体差异、判断保安人是谁的各种标准方面，这三个族群群体与保安人的关系各不相同（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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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社会定义中群体差异和认同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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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安人同质性最高的群体是蒙古人，关联度和认同度最高的是回民。这三个群体对保安人的定义前后具有很大差异。蒙古人对保安人的认定从认同变为区别，而回民对保安人的认定刚好相反，由区分变为认同。藏族人对保安人的认定很明显依据了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不论是开始的“四寨子人”还是后来的保安人，对他们来讲都是异质性很高的他者，是汉还是回，取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在标志族群特征方面的重要程度。蒙古人、回民对保安人的定义反映了族群关系情境的变化。当藏族人的群体差异相对突出、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关联度不高的时候，人们共同认定的他者是藏族人，这时，群体内部的宗教差异并不突出，蒙古人、回民区分的社会意义不大。而当族群关系中回的作用越来越大时，按照宗教信仰来区分群体的重要性突出了，这时，蒙古人、藏族人因宗教而认同，蒙古人、回民之间的宗教差异成为群体区分的标志，对当地部分蒙古人而言，他们中的穆斯林就从自己人变成了他者。在具有高度相互关联的群体关系中，所谓的群体之间的差异可以改变或者被重新解释，甚至被人们忽略，随着规模较大族群对异质性小群体的接纳或排斥程度的变化，小规模群体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确定独特的群体边界或者改变归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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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群体之间的认同和区分是相对的，随着具体的族群关系情境而变化。在这种变化过程中，没有一种群体差异会成为绝对的区分标准。某一具体因素的重要程度也取决于具体的族群关系情境。保安这样一个群体，并不是先于蒙古、藏、回这三个群体存在的具有独立世系的族群，而是存在于这三个族群的关系中，是族群之间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生成物。把这种观点推广开来，在整个国家历史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看我国今天的各个民族，它们都是这类生成物。因此，研究我国民族，重要的可能不是存在哪些民族，而是存在什么样的群体关系模式以及在这种关系模式中人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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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演变，既是相关族群关系情境的结果，也与族群的人口规模和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系统中的具体位置有关。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义反映了社会变动中群体身份再确定过程中各方的博弈。传统中国社会族群关系情境中人口规模很小的群体参与博弈的结果可能是族群归属意识的明确，而当代国家政治的导向是确立族群独立的群体身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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