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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演变，既是相关族群关系情境的结果，也与族群的人口规模和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系统中的具体位置有关。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义反映了社会变动中群体身份再确定过程中各方的博弈。传统中国社会族群关系情境中人口规模很小的群体参与博弈的结果可能是族群归属意识的明确，而当代国家政治的导向是确立族群独立的群体身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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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当下现实中的自我、群体、社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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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身份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具有什么样的自我意识和族群身份意识，也是一种社会生成物。在西方发达社会，族群性与个人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人们把彰显自己的族群身份作为个人自我认同和表达的方式。[12]在我国，族群性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可能仅仅处于变动的初期，只有在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地区的那些个体意识很强的人们中间，族群性的表达才成为个人主体意识表现的一部分。在那种情境中，一个人是某族人，不是由他/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给定的，而是自我选择的一种个性标志，用于表达个性中的某种背景、情感、价值等。具有这种自我意识的个体在有关族群身份的互动中的行为方式可能有别于那些族群身份由社会关系情境决定的传统社会中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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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族社会是一个传统社会，个体是一系列关系的一个网结，相对独立的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意识并不多见。个人的族群身份、宗教信仰都是先赋地给定了的，并且决定着个体的社会地位、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一个人是谁，并不是由他个人的特征决定的，而是被定义为××村××人的儿子、××人的女婿、××门宦的、××谢乃[13]的等。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基本上是用这些关系位置来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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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保安族个体的社会化过程的初步调查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在早期社会化中人们获得的边界意识主要是关于宗教的，保安族这种身份不具有实际意义。但随着人们教育程度提高、活动范围扩大，在升学、就业、升迁等方面民族身份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人们的自我身份意识中民族身份的重要性增强了。由于保安族的早期社会化主要在宗教信仰的层面上展开，人们获得的族群自我意识主要是关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分界，这种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在塑造“回民”的人格特征，使人们朝着回民社会同化。对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并在社会进入过程中感知保安民族身份的重要性的个体来讲，获得民族身份的社会化过程是零星的、肤浅的。即使那些有机会亲历民族身份的重要影响的个体，民族意识也已在早期社会化中完成，也就是在回民人格定型以后才获得的。这样，保安民族意识不论在人口的社会结构上，还是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都表现为一种附加的身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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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保安族的自我意识方面，一方面社会的遗传给定人们的文化特征（信仰伊斯兰教，并从属于特定的教派）和社会归属（族群、村落、家族身份等）；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民族身份具有一些有利于社会流动的功能，这又在一些人——主要是保安族的社会精英——身上赋予民族身份重要性。大众的身份意识和精英的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在决定现今保安族作为一个族群的面貌方面发挥作用。对于绝大多数保安人来说，自我意识就是归属意识，个人属于家族、教派、族群等。而社会精英在追求自身和群体利益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利用和强化大众的归属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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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安人的意识中，传统族群团结的重要性体现在集体安全互助、相互保护方面，人们在生活中凝聚为一个族群群体的理由是“皮毛相附，唇亡齿寒”——作为移民，单个的个体和村落无力抵抗在以回民为主体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文化适应和生活政治的压力，只有维持群体团结，步调一致，共同对外，大家的处境才会好一些。而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多年间甘青地区特定的回汉关系情境中，保安人只有明确表现其归属，才会得到回民社会的承认和保护，群体安全才能得到保障。这是人们聚结为回民社会中的亚群体并有明确的对回民群体的归属意识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群体通过表达明确的归属意识维护安全的需要降低了，国家为保安族提供了与其他无论文化特征如何、人口规模多大的民族都一样的平等地位，“保安族”成为一种平等的族群身份并且可以从回民身份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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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人们的择邻及择偶倾向、通婚对象和社会交往范围分析，日常生活中真实的社会边界是宗教，即是否信仰伊斯兰教是人们选择婚姻对象、邻居和社会交往对象时考虑的首要因素。而在宗教这个社会边界之内，还存在比民族区分更有效的群体区分方式——教派。在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之间，尤其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区分民族是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人们一般也不做这种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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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真实社会边界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认识族群身份的相对性，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民族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发生作用的层面和方式。真正发挥作用的族群边界在“回”这个族群集团层面，个人被裹挟在族群之中，而保安这个人口规模非常小的民族被整体地裹挟在回汉关系情境中，无论是个体还是族群，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获得选择和支配群体独立发展方向的机会。在这种情境中，整个社会，包括保安族，都处于被既定的族群关联模式支配和裹挟的境地。考察并且理解这种处境，对于思考和评估民族这种国家为了落实民族政策而认定的身份的实际社会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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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族这种特殊的群体地位决定了它是这样一个族群：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条件，这种独特性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在现实的族群关联中，其文化（主要是宗教信仰）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又依附于回族。对于宗教信仰的自我认同和强化导致了保安族社会与回族社会的高度一致性，宗教行为方面的社会认可与民族独特性的彰显之间存在一定矛盾。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地屈服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对于那些有别于回民社会的族群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基本上是无意识的集体放弃的态度。虽然国家具有强大的社会定义力量，也为各民族彰显和保持族群独特性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但是，与日常生活的政治和地方政治相比较，“国家显得很遥远”，人们只能在具有强大现实影响的情境中展开民族的实践。在自我、群体与社会之中，社会的定义力量是最为强大的，人们在自我意识、文化价值和传统习俗方面的选择的意愿和自由被社会力量所覆盖，或者更确切地说，自我和群体的归属就这样被“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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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状态和处境、群体的特征和规模、社会环境以及国家政治，都是使保安族成为保安族的决定环节。社会生成的个体按照国家和社会提供的观念、方式和资源凝聚为群体，在既定的社会情境中实践自身的利益，构架出以本族群为中心的群体关系模式，并在其中进行自我塑造。经历了这种过程，族群关系情境中的生成物才成为民族，成为我们所描述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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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兄弟”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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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关系的演变、族群边界的变动以及族群的自我塑造，都是人们以群体状态适应环境和社会变迁的方式。由于族群的存在与人们在变动环境中追求稳定性和安全感、祈求祖先庇护的情感需要有关，族群的社会适应总是具有特定的文化模式和社会功能。[14]在对保安族的民族实践的分析中已经看到，人们适应“民族”这种新的身份及其所蕴含的新的族群关系模式的方式包括族群关系重新定位、祖先再造（民族历史的构建）和自我表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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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人原本是一个处于几个强大族群之间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亚群体，族群身份处在从一个族群向另一个族群过渡的过程中，人们没有也不曾寻求独立的身份定义。当这个族群被定义为与那些在历史上对它产生强大作用力的族群同等的“民族”的时候，人们重新给自己与他人的位置关系做了定义，并且将这种定义投射到族群历史中去。这样，新的族群关系定位导致了社会祖先的再造，保安族与回族、东乡族一样，以各自祖先的共时、同构塑造和表达现实中的民族平等关系和民族独特性。同时，保安族还在按照当今中国社会塑造民族独特性的方式塑造着自己，正在“设计”本民族独特的服饰、独特的传统体育项目、独特的手工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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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老人们认同的“兄弟”与青年人认同的“兄弟”之间的差别反映出这种族群社会祖先的再造和族群自我塑造，已经渐渐远离了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关联为基础的自然的感情需要，更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工具性。族群的居住地、所处族群关系情境和社会生产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已经是几代人以前的事情了，新的社会适应持续发生的结果是族群的转变——认同方向、自然归属情感以及历史和文化特征，甚至还有群体行为方式、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转变。所以，可以说，当代的保安人群体已经不是那个在甘青地区特定族群关系情境中的生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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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族群演变的方式和规律来看，族群具有这样的特性，一方面，它是人们通过对共同祖先和世系关系的信仰聚结在一起的群体；另一方面，这种维持族群凝聚力的关于祖先和共同世系的共同信仰又是随着特定的族群关系情境的变化由人们根据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构建出来的。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生物遗传世系存在的可能，但是也很难证明其真实性。[16]保安族群演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百多年前人们还认同为一个群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相信共同的世系。由于族群关系情境的变化和宗教信仰的改变，信仰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人逐渐认同自己的先祖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而留在保安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那一部分人则开始相信他们的祖先与卫藏的藏族先民有关，并且各村的神话祖先也已经进入当地藏族的神话体系中，具有相应的地方保护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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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亲历了族群变迁的年事已高的人以及那些受到依然鲜活的社会记忆的影响的人来说，同为一个祖先后代的认同情感依然留在记忆中，人们因此而互相称为“兄弟”。而对于那些生命历程与留在保安那个地方的那一部分人口没有关系的年轻人，这种认同情感变得不能理解和接受。因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族群正在或者已经改变了认同的方向，对“穆斯林兄弟”的认同情感排斥与非穆斯林认同的社会记忆。在老人们身上，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族群关系结构的力量和生存的需要对人们自然情感造成的压力，这种承受着压力的认同情感将会随着老人们的故去而不复存在。到那个时候，保安族关于青海保安那个地方以及那里的人的记忆会重新结构，有选择地记忆和遗忘，族群的历史将随着代际更替而彻底得到新生。可见，由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决定的社会定义的力量，远远大于那些基于先赋因素而来的自我认同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族群是社会关系的生成物，而不是人类群体生物遗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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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保安族从一个特定族群关系情境的社会生成物，经过国家的民族识别和命名而从名义上转变为“民族”，又经过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经历了民族意识的自觉，并且按照当今中国民族政治的导向构建民族，从而转变为一个具有自觉民族意识、有自治地方和群体权益，有自身文化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政治生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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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受到历史上既有的族群关系格局的影响，又在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建构和政治重组的影响，受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民族”便这样由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舶来的概念、一种政治理念、一个研究术语、一套政策工具，[17]演变为一种在中国社会普遍产生影响并且与每一个体的人生都有某种直接关系的社会存在。保安族成之为保安族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转变为民族社会的具体过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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