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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经习惯用政治经济的和阶级的方式观察社会政治，但是，政治经济和阶级的视角不能完全解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在政治经济中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利益，甚至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反抗与镇压关系的欧洲社会各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极高的一致性投入战争，“被剥削的无产者”同样不惜生命代价心甘情愿地为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充当炮灰。在这些社会政治经济分歧的背后发挥作用、使人们一致行动的是一种什么力量？可以说，这是基于族群性的认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今天已经被认为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政府和社会着力营建的软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软力量的支持，经济和武力的强大只能勾画出一只纸老虎。对于多族群国家，即史密斯所说的“多元民族国家”，族群归属及其得以形成的结构性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是国家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根本。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以及安全保障是所有族群都会追逐的目标，一般说来人们追逐群体利益的动力与群体对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的自觉程度成正比，在变动社会中群体地位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族群关系以及由现实利害所主宰的归属意识始终是多民族国家需要拿出足够的真诚和投入来呵护的软肋。除此之外，认同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族群身份意识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实际上，比软肋更难呵护的是人心。当一个社会使用了一套意识形态的方式塑造了人们的族群身份意识并且形成了群体关系的实践逻辑以后，在那个世界里积蓄的力量将很难估量。在整个社会的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体系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族群群体概念、族群意识以及族群的群体关系实践的转变，可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险滩，每一个公民都应当谨慎思考并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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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菅志翔（1968～ ），女，回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著有《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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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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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rowitz，Donald L.，“Ethnic Identity，” In Glazer and Moynihan ed.， Ethnicity：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pp.1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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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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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aters，Mary C.，Ethnic Options：Choosing Identities in Americ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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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史密斯·安东尼：《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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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orowitz，Donald L.，“Ethnic Identity，” In Glazer and Moynihan ed. Ethnicity：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pp.1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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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密斯·安东尼：《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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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民族出版社，2006，第7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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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民族出版社，2006，第155～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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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民族出版社，2006，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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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aters，Mary C.，Ethnic Options：Choosing Identities in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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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谢乃，保安语，表现内部社会组织的一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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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Keyes，Charles F.，“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Keyes ed.，Ethnic Change. Washington：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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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民族出版社，2006，第318～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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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Keyes，Charles F.“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Keyes ed.，Ethnic Change，Washington：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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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潘蛟：《“民族”的舶来及相关的争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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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和：《明代西域回回入附中原考》，1984，载林松、和主编《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第192～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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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制造共同命运：以“白族”族称的协商座谈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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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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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老一辈学者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在1957年共同撰写的《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一文中就早已指出，族别问题的研究在民族识别的政治决策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从共同体的形成上来加以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以便帮助已经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经过协商，自己来考虑是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或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各族人民自己来做的，这是他们的权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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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前辈明确地将民族识别研究放在民族识别决策的从属地位，认为“民族名称”是由各族人民自己确定的，这就是著名的“名从主人”原则。但是，如何实现“名从主人”，他们却未作详论。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因为正如林耀华所说：“一九五四年，仅云南省就有二百六十多个族体上报族称。当时我们仅从表面分析，就发现‘族称’很混乱。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名称。一些人自报地方籍贯名称，一些人竟自报特殊职业的名称。还有的地方共同体受汉族影响深，讲汉话，民族特点虽不显著，但还保留强烈的共同心理感情等等。”[3]既然族称问题如此复杂，那么，云南的260个族称是如何缩减到今天的包括汉族在内的26个民族呢？“名从主人”的原则发挥了什么作用？谁是名从主人的“主人”？这些主人又是如何“协商”和“考虑”，从而确定一个民族的族称的？其他族称为何被放弃？这个过程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有关族称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理解当下急需追问的“民族”建构过程，并深入理解这一过程与当下民族与民族主义知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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