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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林耀华：《中国西南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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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王斯福：《帝国的隐喻》，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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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杨永新：《漫忆当年建州时》，《大理文化》1986年第6期；施立卓：《白族丛谈》，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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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马雪峰：《语言、差异政治与“民族”构建》，《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1年第83期；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时期的大理社会》，《中国人类学评论》2008年第7期；沈海梅：《白族人的族性与白族研究学术史》，《学术探索》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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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Tapp.Nicholas “In Defence of the Archaic：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1950s’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 in China.”Asian Ethnicity.2002.3（1）：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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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James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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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James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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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语言、差异政治与“民族”构建：“白族”与“白文”的近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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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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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是今日中国56个民族之一，在当代中国的民族结构中，属于55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时，白族人口1858063人，[2]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也有少量分布。[3]本文之主要目的，在于梳理近代以来围绕这一族群的名称（“白族”）与语言（“白文”）而展开的相关论争，以探讨晚近以来中国社会有关人群分类的观念和实践，特别是与“民族”有关的诸多观念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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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白族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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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被称为“白族”的这一人群，其识别与确认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56年，1980年代为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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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0～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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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今日“白族”这一名称所指涉的人群是否为一单独的“非汉”民族，一直是颇具争议的问题。194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Hsu）曾到大理喜洲工作与调查，后来，他根据其对喜洲的调查，写作了著名的民族志作品《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Kinship，Personality，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在这本著作中，许烺光这样描述喜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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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洲，男女均身穿汉族服装，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均缠足裹脚，但人人都说民家话[4]。除此之外，多数男人和为数不多的妇女还可以说云南方言，但带有很重的喜洲口音。……当地人的种族起源仍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一般说来，喜洲，县府，以及邻近的村寨整个地区形成了云南境内一个“民家”地区。然而，所有的喜洲居民和附近九村中八个村子的居民都坚持说他们本是汉族血统。他们中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祖先从中部的某个省份迁徙至云南的故事。……喜洲人坚持他们是汉族的后裔。如果有人对此稍有怀疑，他们便很不高兴。喜洲人强调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对未婚女子的贞操和已婚妇女的贤淑同样十分注重。喜洲人对祖先崇拜的程度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事例，以及其他许多事实表明喜洲人不仅具有汉族文化习俗，而且试图表明，在某些方面，他们比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民族更加汉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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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荫下》一书中，许先生以喜洲“民家”人为个案来分析中国文化与人格，民家人与民家人的文化被视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典型。实际上，民家是被许先生当作“汉人”来分析的。许氏大作初版于1948年，而仅仅8年之后的1956年，这一被许烺光视为汉人典型的“民家”就被识别为非汉的“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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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之前，“民家”是对今日洱海一带白族的通常称谓，1956年，经过民族识别，大理一带的“民家”，维西、兰坪一带的“那马”，碧江、泸水一带的“勒墨”[6]，洱源的“土家”[7]，被统一称为“白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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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杨永新[9]的回忆，1955年春，政府开始筹建大理民族自治州的工作，中共大理地委委托杨永新起草关于建立大理民族自治州的报告。“在自治州的筹建过程中，如何确定大理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称谓”是首要而棘手的问题，而其中最为棘手的是今日“白族”这一名称所指涉的人群，即这一群体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如果是，那么，其族称是什么？对于前一个问题，主要是两种观点：①这一群体是一独立的民族，②这一群体是汉族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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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汉族说者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如当时的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著名森林学家、剑川人张福延（字海秋）先生，以及当时已经故去的大理剑川知名学者赵式铭先生。[10]民国时期，赵先生著有《白文考》一文，开白文研究之先河，收入《新纂云南通志》。[11]张先生著有《剑属语音在吾国语音学上之地位》一文。[12]二人皆从语言研究入手，皆主张白族乃是汉族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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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独立民族说者，今日不见其文献，杨永新《漫忆当年建州时》一文也仅简单述及：“但是，经过民族识别的逐步深入，白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一问题也就十分明朗，被大家所公认了。”[13]晚近有关白族族源的讨论，多在“白族”这一框架下进行，且相关文献发表的时间，都是在“白族”这一名称被确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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