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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毕节县，下发了（87）75号文件，由海子街、鸭池、朱昌、长春等区抽调专人，在龙家（南京）认定白族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组织力量，深入“南龙人”所在区、乡、村寨开展宣传工作。走遍了全县15个区（镇）、62个乡（镇）、88个村、7个派出所、4个办事处、8个居委会、4所大中专学校，召开大、小型会议32次，并进行470多人次的个别走访座谈，反复宣传讲解，同时还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工具大量宣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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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贵州省民委员负责人召集在贵阳工作的部分龙家（南京）代表座谈，进一步沟通思想，促进认定。继之，毕节地区各县人民政府相继分别召开了“南龙人”认定白族工作代表大会。1988年11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毕节地区龙家（南京）64608人为白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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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桑植“民家”人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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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谷忠诚回忆，1977年，他到昆明探亲时，在弥勒寺[35]一带见到过白族妇女的装束，觉得和湖南桑植民家人的打扮很像。1980年代初，湖南省桑植县开展“落实民族政策”的工作，对全县少数民族成分进行全面考察，谷忠诚本人参加了这一工作。1982年，桑植县恢复了20多万人的土家族成分。在这一过程中，既不同于汉人，也不同于土家族的“民家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被提了出来。[36]谷忠诚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掌握的材料，向上级提交了《关于桑植县“民家人”应认定为白族》的报告。1982年春，湖南组成省、州、县民族联合调查组，调查“民家人”族属问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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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民家人”的来源，众说纷纭，大体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种说法，外来说中，又有来自云南、来自江西、来自四川、来自陕西等多种说法。调查组的调查支持了外来说中来自云南的说法：南宋末年时，蒙古军攻破大理国后，在云南征召了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寸白军”，以帮助蒙古人包抄南宋；南宋灭亡后，这些军人多被遣返回云南，少数兵士流散到长江沿岸，其中有姓谷、王、钟等姓的几个兵士经江西最后流落到桑植，繁衍至今。而且，调查组认为，“民家人”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汉，也不同于土家，与大理白族比对时，也较为相似，因此桑植“民家人”要求认定为白族的依据充足。1984年6月27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确认桑植县民家人为白族，成立了7个白族乡镇。[38]1984年年底，桑植全县有93357人登记为白族，此后，大庸、慈利、武陵源、沅陵以及湖北鹤峰等区县，又恢复了两万多人的白族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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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白族的识别过程，从人口分布上可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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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团长刘格平在其给政务院的报告《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南各民族的总结报告》[39]中，提及西南地区七个大的少数民族，其中第六大民族是民家，“约有六十万人，主要住区在云南剑川、大理、鹤庆一带”。[40]1956年“白族”这一名称被确认时，白族绝大部分分布于大理地区。查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有白族人口706623人，其中，有704012人分布在云南，云南白族人口占全国白族人口的百分比达99.6%，仅0.04%（2611人）的白族人口分布在云南之外的其他地区。[41]到1982年时，白族人口的这一分布格局，比之1964年，并没有大的变化，如表1所示。根据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白族总人口为1132224人，其中，1121299人分布在云南，云南白族人口占全国白族人口的百分比达99.04%，只有不到1%的白族人口分布在云南以外的其他地区，贵州白族人口4858人，仅占全国白族人口的0.43%，湖南白族人口155人，仅占全国白族人口的0.01%，湖北白族216人，仅占全国白族人口的0.02%。因此，1982年之前，白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绝大部分的白族人口分布在云南省。重大的变化发生在1982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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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白族人口的分布（一）（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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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如表2。1990年时，全国白族人口1598052人，其中，云南白族人口1341508，占全国白族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99.04%下降到83.95%，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而贵州白族人口由1982年的4000多人，猛增到123307人，占全国白族人口的百分比也由0.43%猛增到7.72%，贵州的白族人口在8年之间增长了近26倍。白族人口同样增长迅速的还有湖南省，1990年时，湖南白族人口由1982年的155人，增加到114843人，白族人口增长了近741倍。如前所述，白族人口分布的这种重大变化，与1982年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身份的更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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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白族人口的分布（二）（19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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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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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白族“族源”相关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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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实践来看，对某一少数民族的识别，“族源”至为关键。有关“白族”的识别，也无法回避族源问题。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前后（1956年9月至1957年1月），云南学界在《云南日报》上就白族的族源和形成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这次讨论主要围绕白族的族源、白族的形成以及与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白文”问题展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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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族的起源，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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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堃先生总结了历史上流行的有关白族来源的四种理论，即①白族是傣族说；②印度阿育王之后说；③白族是羌族说；④白族是汉族说。[43]此次论争中，没有学者持傣族说[44]，有少数学者坚持印度阿育王之后说[45]。因此，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原来的汉族说、羌族说，以及此次论争中兴起的土著民族说、多种种族融合说之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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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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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汉族说者认为白族乃是由迁入云南洱海地区的汉人形成的。这一说法，在1950年代之前，影响颇大，著名白族学者赵式铭、张海秋都是这一理论的主张者。此次论争中，主张白族为汉族说者，主要是秦凤翔以及徐承俊两位先生。主张汉族说者，从赵式铭、张海秋，到秦凤翔和徐承俊，无一例外的，皆从语言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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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是白族祖先的僰人，秦凤翔则认为，唐以前，僰指的是彝族。云南今日的白族是从楚蜀两方迁来混合而成的。“白”乃是当地彝族（自称黑人）对这些外来者的称呼。[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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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承俊同意秦凤翔的看法，认为白族是从蜀、楚两方面迁来混合而成的，除此之外，徐氏还认为，“其中的不少一部分人是来自蜀、楚以外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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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氐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