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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如表2。1990年时，全国白族人口1598052人，其中，云南白族人口1341508，占全国白族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99.04%下降到83.95%，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而贵州白族人口由1982年的4000多人，猛增到123307人，占全国白族人口的百分比也由0.43%猛增到7.72%，贵州的白族人口在8年之间增长了近26倍。白族人口同样增长迅速的还有湖南省，1990年时，湖南白族人口由1982年的155人，增加到114843人，白族人口增长了近741倍。如前所述，白族人口分布的这种重大变化，与1982年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身份的更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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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白族人口的分布（二）（19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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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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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白族“族源”相关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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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实践来看，对某一少数民族的识别，“族源”至为关键。有关“白族”的识别，也无法回避族源问题。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前后（1956年9月至1957年1月），云南学界在《云南日报》上就白族的族源和形成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这次讨论主要围绕白族的族源、白族的形成以及与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白文”问题展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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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族的起源，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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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堃先生总结了历史上流行的有关白族来源的四种理论，即①白族是傣族说；②印度阿育王之后说；③白族是羌族说；④白族是汉族说。[43]此次论争中，没有学者持傣族说[44]，有少数学者坚持印度阿育王之后说[45]。因此，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原来的汉族说、羌族说，以及此次论争中兴起的土著民族说、多种种族融合说之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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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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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汉族说者认为白族乃是由迁入云南洱海地区的汉人形成的。这一说法，在1950年代之前，影响颇大，著名白族学者赵式铭、张海秋都是这一理论的主张者。此次论争中，主张白族为汉族说者，主要是秦凤翔以及徐承俊两位先生。主张汉族说者，从赵式铭、张海秋，到秦凤翔和徐承俊，无一例外的，皆从语言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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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是白族祖先的僰人，秦凤翔则认为，唐以前，僰指的是彝族。云南今日的白族是从楚蜀两方迁来混合而成的。“白”乃是当地彝族（自称黑人）对这些外来者的称呼。[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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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承俊同意秦凤翔的看法，认为白族是从蜀、楚两方面迁来混合而成的，除此之外，徐氏还认为，“其中的不少一部分人是来自蜀、楚以外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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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氐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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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说者，认为白族乃是古羌族之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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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知认为，“白蛮”乃是介于“蛮”与汉之间的一种混合部族，白族是白氐掺和着彝、汉所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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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毓才则主张白族是由迁到洱海地区的氐人与昆明部落不断交往融合而成的。[50]周泳先认为云南白族乃是羌族的一支，从中国西北迁徙而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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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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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汉族说还是氐羌说，皆认为白族乃外来民族，而杨堃等学者则认为，白族乃是云南的土著民族。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区分的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氏族、部落、部族、民族），杨堃认为，白族是一种部族共同体和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共同体。具体而言，杨堃认为，作为白族的部族，从南诏时代开始形成，到大理国时代始得到发展和巩固；20世纪开始，白族开始向资本主义民族过渡，但到新中国成立前，这种过渡并没有完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土改后，由部族过渡到民族的情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白族加速向社会主义民族过渡。套用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共同体的四个特征，杨堃归纳了白族的四个特征：共同的语言——白语，白族共同的地域——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共同的经济生活——大理三月街等，白族共同的文化特点和心理素质——白语、本主崇拜、民家调等。因而，杨堃认为，白族是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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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曜认为白族乃是源出于汉代洱海地区的昆明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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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夫基本上同意马曜的意见，对于白语中有很多汉语词汇的问题，李一夫认为乃是白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结果。[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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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种族融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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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族融合说”的代表是云南大学的方国瑜，方先生认为不宜固执种族成分来说明民族的形成，白族是历史上由外来的族系和洱海地区原有的族系部落结合而成的。对于白语中汉语词汇特别多的原因，方氏认为是白族不断吸收汉文化的结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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