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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张霞：《白族语言文字工作大事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328a40100gcr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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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杨发祥：《没有必要创造白文》，《大理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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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在剑川西中小学进行双语教学试验时，仅有三个班进行试验（参见甲斐胜二《关于白族文字方案》，韦海英译，《大理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我们在石龙村调查时，旁听过白文夜校的教学活动，即使在给补贴（据村民讲，参加一节课的学习，能够得到5元钱，参加一晚上的学习能得10元钱，未向项目方证实）的情况下，参与的村民也很少，访谈过程中，许多村民虽然表示，既然是白族的语言，学习一下还是好的，但很多人实际并不去参加学习，主要认为学习白文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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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王连芳：《白文工作应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载《民族问题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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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甲斐胜二：《关于白族文字方案》，韦海英译，《大理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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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转引自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王芃、徐隆德合译，国立编译馆主译，（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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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第290～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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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谁是MOSO（摩沙）？——论古摩沙的分化与“纳系族群”的认同及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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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仕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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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谁是MOSO问题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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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沙、摩挲、麽些、摩梭（读音皆为Mosuo）本是汉语文献中用以指称自汉晋以降，对分布于现今藏彝走廊中滇川藏交角区域的“纳系族群”（The Na Homologous Ethnic group）[2]的他称。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以纳系族群中人口居多数的自称纳喜的族群名称为所有纳系族群的正式法定族称，废止了以往汉语文献中的摩沙、摩挲、麽些、摩梭等他称的族称，其结果引发或促成了“纳系族群”内部就族称问题的争议和申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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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梭”一词，实际上渊源于汉文史籍中对滇川藏交角区域“摩沙夷”遗裔族群集团的他称“麽些”“磨些”“摩娑”“獏狻”“末些”“貘狻”的译写方式的传承，本来是个泛称，包括众多族群和亚族群，但在现今的语境中，人为地强调以及纳人、纳日人的母系制的扬名鹊起而使之成为他们独有的专称，俨然忘却了“摩梭”这一称呼的历史源流和实际内涵、外延。在永宁一侧使用此词，旨在区分纳喜人同纳人和纳日人的差异，以及对纳人、纳日人归属“纳西族”的合法性的质疑和认同度的区分，强调纳人和纳日人不是纳西人的支系。在纳人研究者中，施传刚强调摩梭一说，据说是为了与纳西区别开来。而蔡华、翁乃群则强调“名从其主”的主位观念故用“纳”和“纳日”来指称其研究对象。[4]相比较而言，后者的做法更合乎“名从其主”的事实。任乃强认为：“摩些为云南北境之一大民族。分布地以丽江为中心，北至阿墩子。西至维西，康普、叶枝，东至永北、蒗蕖皆是。西康之盐井、得荣等县，亦每有之。”“摩些为康滇间最大亦最优秀之民族也。些读如娑，英文作MOSO，法文作MOSSO，美人骆克称之为Nashi（NaKhi）。”[5]只是需要附带说明摩些不仅包含Nashi一员，还包括众多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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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境内“纳”人倾向于使用汉语的他称“摩梭”来称呼本族群，四川境内的“纳”人则反对用汉语的他称“摩梭”来称呼本族群，认为有歧视意。据笔者的调查所知，“摩梭”一词的使用和接受的范围非常有限，仅在云南省境内的纳人、纳日人中通用和被强调，在泸沽湖对岸四川省境内被识别为蒙古族的纳日地区对“摩梭”一词则不认同。他们虽承认现实的民族识别中被识别为蒙古族，身份证也填的是蒙古族，但对“纳”、“纳人”及“纳若”的称呼则是无一例外地认同，断不敢有任何的亵渎和否认，可以得知“纳”、“纳人”及“纳若”是他们心目中最神圣的自称和最根本的认同标记。也即纳系族群的族群性是由“Na（纳）”来维系和界定的，纳人借此形成主观上的族群内向的我群认同的根基和对外的排他性的异己感。因此，施传刚所谓：“Na（纳）”和任何带“Na（纳）”字的名称都不可取，因为这些名称可能被用来说明他们确实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纳西的意思本来就是纳人，如果在国外的学术著作中也把他们称为“纳人”或者“纳”，势必破坏他们争取成为单一民族的不懈努力。[6]这种为了达到单列民族的目的而人为否认纳系族群共有的认同标记和亲缘关系的做法也未必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理应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分析同和异的因素和背景，求取各方均能认可的方式应对族群名称问题的纠葛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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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些”或“摩娑”是汉文献中传统的称呼，方国瑜曾指出：“麽些之些字，当时音读如娑，至今称其族为摩梭，英文译作MOSO，法文译作MOSSO，是知其族之名称，自古未改也。”[7]关于“摩梭”的本义，方国瑜、和志武认为，摩沙之“沙”，即纳西语之tsho31，意为“人”或“族”，摩沙即摩族，以“牦”得名，被认为与牦牛羌有关。[8]宁蒗县境内民间人士有的用彝语解释“摩梭”，称“摩梭”实际上是彝语：“摩苏”意为“大军人”。傅于尧认为：“摩沙”与今之纳西语（包括东部和西部方言）之mesee一语读音相近。其汉文译之为“不知”。他怀疑古代“摩沙”居民被内地汉族学者问及自己之族属时，因不认识汉语，便回答“不知”，于是乎，古代汉族学者误以为“摩沙”为族称。[9]此种说法看似合理，实则与事实和音理不符。《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的族群，不止摩沙一族，尚有其他族群，但均未被记为“不知道族”，何以唯独摩沙一名有如此意义和处理，可知“不知道”的解释欠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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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汉文文献中摩沙、摩挲、麽些、摩梭之后附加“羌”“夷”“蛮”“狄”等族群分类标记，是表明当时的条件下汉人对“纳系族群”的认知水平和分类标准的变化，是对“纳系族群”的他者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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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纳系族群的民族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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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川滇交界区域纳系族群的识别和认同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学术界未能做出明确识别和定论的老大难问题。1962年四川省民族志调查组《关于盐源木里的“蒙族”识别调查小结》认为：“根据我们访问1952年前后在左所和永宁工作过的同志所得材料，改称‘蒙族’是个别上层搞出来的。他们拟将盐源、木里和宁蒗县‘摩梭’改称‘蒙族’建立至少相当于县一级自治单位，从而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和民间传说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活动。”该识别调查小组经过对民族名称、历史、语言文字、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认为盐源木里的“蒙族”不是蒙古族，而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应该改称纳西族。[10]李绍明的《论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属问题》第一次客观指出纳日人中虽渗入了蒙古人的血统，但却不是蒙古人，其族源为汉晋时出现的摩沙夷。古麽些人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即纳日，居于川滇边境，是为东部；另一支即纳西居于滇西北丽江一带，是为西部。他主张两支人之间既有同源关系，也有区别的界限，但也是和睦相处，因此认为在考虑纳日人的民族成分时，必须在充分尊重纳日人民群众意愿的情况下，通过纳日、纳西两个支系广大群众的充分协商，以确定其族称。[11]李绍明的论述，关照了蒙古族说的历史政治背景的史实，即确有蒙古人融入纳日人中，但已纳日化。为作为弱势族群的纳日在与强势族群的纳喜之间就族源及“纳系族群”内的地位的争执作出评判，认为两者均为古摩沙夷的分支，辩驳了以往纳人为纳喜的支系一说的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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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纳系族群”在民族识别中确定族称的重要依据，方国瑜的说法堪称代表：“近代纳西族居住在祖国西南金沙江上游地带，称谓复杂，一般说来东部称为麽些，西部称为纳西；见于史籍记录则通称麽些，现在已确定‘纳西’为共同族名。从本民族自称来说，西部自称naqxi（纳西），东部自称naq（纳）或naqssee（纳日）。按：xi（西）或ssee（日）之意为‘人’或‘族’，而以naq（纳）为专名，na（纳）的取意为‘大’，名从其主，称为naxi，‘纳西’是正确的，至于麽些为他称，见于记录无定字，约有二十种同音异字的不同写法，且含有侮蔑，应该废除。”[12]但方国瑜的上述观点在东部的“纳系族群”中却未得到认可和呼应，甚至有干涉纳日人族源和祖源、族称的记忆、诠释的权利之嫌。因此，引发出滇川两省对纳人识别的迥然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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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国家语境中的政府行为，是根据国家定义下的民族标准的框架，兼顾主体性和客体性的法定意义的国家认证行为，具有政治和法律意义的固定性特征。这与地域性的语境中民间的文化意义的主位认同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民族的演变过程是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既然民族共同体在不断演变之中，则民族识别的研究也是我国民族学的一项长期任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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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也有学者将遗传学的方法引入“纳系族群”的族源研究，对纳人以及居住于云南的纳西族、藏族、白族、彝族和普米族6个群体的线粒体DNA第一高变区、Y染色体上的13个SNP和8个STR位点进行了基因分型，结果显示摩梭人相对缺乏南方民族特异的Y染色体类型，而mtDNA具有南北双重特征。主成分分析和分子系统学分析进一步表明，摩梭人的父系遗传结构与云南藏族最接近，而母系遗传结构最接近丽江纳西族，提示其父系和母系基因库具有不同的来源。摩梭人特殊的母系杜会结构可能是导致其母系、父系遗传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之一。[14]这又牵扯族群作为一个人群分类的社会文化单位范畴的问题，它的基础固然强调血缘上的真实或文化基础上的共同体想象的关联，但是更多强调文化上的相似性及主观的认同感，并在一个共同认同的族名下拥有团体感。因此，需要谨慎应对族群是“文化体（集团）”，还是“政治体”或“血缘体（集团）”的问题，DNA不失为思考研究的维度，但需要与政治、文化等因素一并考量，谨慎考虑其结论，毕竟作为有文化和社会属性的人群来说，本质上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动物群体的属性和特征，亦即族群的人类生物性本质与社会性本质孰更重要的问题。族群归属与身份的确认是基于个人的宣称和认同，而不是血缘或生物性的发生谱系关系。这种基于生物遗传的内涵、血缘或先天的族群性特征理当不是最具支配性的认同和族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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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系族群”在识别过后留下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有诸多层面的因素。“纳喜族群”中的精英们过分考虑人口的“名从其主”，忽视了“纳系族群”人口相对较少族群的具体意见和认同要素。在确定族称时未能兼顾历史上约定俗成的“纳系族群”共同认可的认同标记“纳”，而人为强调：我是人口主体、主干；你是支系，旁支，必须服从。纳日的意见未能被充分考虑和吸收，其结果导致“纳系族群”在识别成民族的过程中分崩离析。族称定名采取人口为主的“名从其主”说，影响了“纳系族群”各成员的很多方面，“纳西”之称，对“纳系族群”中的非“纳喜”族群产生了离心的驱动力。云南一侧的“纳”“纳日”族群则依凭文化特征，主要是婚姻家庭形态特征的独特性，同时坚持使用旧有的共同他称“摩梭”，展开持续不断的识别为单一民族的努力。“纳系族群”的民族识别，云南以1949年后的政治因素为主导；而四川强调的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纳系族群”民族识别过程中，纳日人和纳人的意见未能得到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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