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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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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摩沙、摩挲、麽些、摩梭是汉文献中对“纳系族群”的统称，是一个涵盖各族群成员的总概念，而且是他称，不仅仅专指泸沽湖一侧的纳人。因此，回答谁是MOSO的问题准确的答案当是现今滇川藏交角区域分别归属纳西族、蒙古族、藏族的“纳系族群”，他们共享的认同核心标记为“纳（Na）”。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和国家优惠政策，而否认“纳系族群”内部共有的历史文化和认同标记的做法，未必可取。“纳系族群”内部的文化和地域差异亦不容否认，但共享的历史文化内容也不可以人为区分强化、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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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系族群”作为内部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族群集团，由于族群认同建构的差异，民族识别遗留下来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制约了“纳系族群”现实权利的实现和历史文化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深化，需要各方在平等友好的前提下，强调求同存异、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促进“纳系族群”的内部和解，切实依据国家政策法律，维护其实际权益。在尊重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性的前提下，兼顾考虑各族群的文化、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及其他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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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认同差异的因素有多种，政治和政府层面的民族识别，有别于民间的社会生活中的族群认同，涉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的权益的保障协调问题。中国语境中讨论中国境内各民族及族群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和识别标准，需要参考西方学者的原生论或工具论，却不可能完全参照西方的模式或建构论来套解。尤其需要重视各民族中族群之间民间文化传统中的分类模式和认同标准，各民族文字文献中的历史记载。特别是历历可考于今日的民族研究依旧有重要参证价值。同时对各民族民间传统的族群分类也给予足够的体察和吸收。民族与族群之争是基于传统史观与现代民族观的不同理念之别，要达到兼容，也需要尊重差异，包容多元。唯有如此，方能应对历史和现实的链条中复杂多样而又不失共性的族群问题及其在具有悠久历史和幅员广大的中国多元一体共时民族格局中复杂多样的认同实践，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政治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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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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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仕华（1971～ ），纳西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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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2007年丽江文化研究会、纳西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提出以文化和族群认同为基础的“纳系族群”这一概念，后在2007年9月19日至22日在青海西宁举行的“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讲解，本文中的族群所指为民族之下的次级分类，包括纳、纳喜、纳日、纳恒、舒幸、汝卡、玛丽马萨、纳罕、拉仍、纳木义等11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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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宁蒗县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在全国五届一次人大会议上、全国六届一次人代会议上、全国七届一次人代会议上、全国七届四次人代会议上，多次以关于要求识别“摩梭族”为议案向大会进行反映，特别是在全国七届一次人代会上关于“摩梭族”问题被作为云南省人大代表团的提案之一提交全国人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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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HIH CHUAN-KANG，The Yongning Moso：Sexual Union，Household Organization，and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a Matrilineal Duolocal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 Ph.D. diss.，Stanford Univ，1993；Cai Hua，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The Na of China，New York：Zone Books，2001；Naiqun Weng，The Mother House：The Symbolism and Practice of Gender among the Naze in Southwest China.Ph.D. Dissertation. 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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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载《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第445、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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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传刚：《关于摩梭研究的成长与争议的批判性评论》，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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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方国瑜：《麽些民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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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方国瑜、和志武：《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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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傅于尧：《滇川交界区域“五所四司三马头”历史文化研究》，载木仕华主编《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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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方国瑜、和志武：《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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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绍明：《论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属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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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方国瑜为其旧著《麽些民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所写的跋语，1978年7月1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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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绍明：《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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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波、石宏、任玲、奚慧峰、李开源、张文逸、宿兵、司世恒、金力、肖春杰：《Y染色体、线粒体DNA多态性与云南宁蒗摩梭人的族源研究》，《中国科学》（C辑）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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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星星：《川滇纳日人族称问题的由来与现状》，载杨尚孔、白郎主编《四川纳西族与纳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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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施传刚：《关于摩梭研究的成长与争议的批判性评论》，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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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关史实参见《明太祖实录》卷217、《明史·四川土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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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四川纳日人主要分布于川滇结合部的四川盐边县、盐源县瓜别区大坡蒙古族乡（1984年设立）、左所区泸沽湖镇（1984～1992年为沿海蒙古族乡）、木里县屋脚、项脚两个蒙古族乡（1984年设立）以及博瓦乡、列瓦乡、桃巴乡等地，婚姻家庭形态类型复杂，既有母系家庭和所谓“走婚”，也有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信仰达巴教和藏传佛教格鲁派，少数人信仰本教和东巴教，四川省识别为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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