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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德国企业建立在远离市区的小镇，比如西门子医疗器械公司位于纽伦堡附近的厄尔兰根，奥迪总部在巴伐利亚名不见经传的城市英戈尔斯塔特，卡尔倍可在鲁尔区的边缘小镇哈根。这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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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在大都市，员工在这里找到另一个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要小；另一方面小镇优质劳动力有限，所以企业也更依赖它的员工。这种情况创造了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相互依赖，造就了相互认同，避免了对立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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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地社区来说，企业通常是最大纳税人，所以居民也很关心企业状况。“如果西门子咳嗽了，那整个厄尔兰根都不会好过。”一位西门子员工说。当地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西门子员工。社区尽力让这位“纳税人”心情舒畅，而作为回报，它向许多协会、博物馆和文化活动提供赞助。施万克告诉我们，在经济危机期间，各地政府对企业都给予了很有力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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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在小镇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干扰和精力分散。大城市对人的干扰实在太多，要创造出高品质的产品，人需要聚精会神，在安静的环境里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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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德国企业将植根于社区的理念发挥在海外拓展上。根据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统计，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开发上要明显优于美国、日本企业。2010年，欧洲企业产品的40%销往欧洲以外国家，超过美国或日本企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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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奥托前，邹果庆是美国新蛋网的中国区总裁，帮助新蛋网开辟中国市场。在进入德国企业后，美国和德国企业不同的全球化方式令他感触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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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使用的是核心式的管理方式。他们的逻辑是我在美国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你在中国刚开始，没有经验，就必须照我的做。所以一般美国企业到中国还是由美国总部说了算。而德国企业——至少奥托集团——就不同。他们会很谦虚地问你认为在中国应该怎么做？经营理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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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邹果庆对德国企业的印象是一板一眼，现在他发现并非如此，在适应国际市场上，德国企业非常灵活。他说：“在德国，奥托有相当多的子公司，其中大多数都由集团直接控制，小部分也是集团占大股权。但在中国，管理层已经表态有一些公司我们没有办法做大股东，可以拥有小股权。这种做法让我觉得公司非常了解他们不能依照德国的做法，必须适应当地的习惯来做事。这样成功的几率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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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向德国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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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企业的经验很少被提及。一是因为美国几乎主宰了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和规则制定；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企业故事大都平淡，没有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不太受媒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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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考察一圈回来，德国企业的性格在我们脑海中逐渐明晰。它就像是个稳重又充满活力的中年人，有长远目标、专业技能、精益求精的做事方式以及谦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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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兰贝格汉堡办公室里，我们问施万克：“中国企业能像德国企业学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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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成功因素可以简单地复制到另一个国家。学习也要适应当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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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环境下，要照搬某国经验很难。我们不敢说，中国直接引进“学徒制”就能解决专业技能人员缺乏的问题；或者直接复制双委员会管理系统，就能让中国企业少走弯路。德国企业之所以成功，有它的历史和环境原因，而这些经验在中国稍有变形可能就不会奏效，甚至适得其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经验就不值得借鉴。那么中国企业究竟能向德国学习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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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答案是：德国企业提供了某些新的关于企业成长甚至个人发展的价值观。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受美国商业文化影响较深，成功变得简单粗暴，似乎上市就是成功，进入全球企业500强就是伟大。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人都想一夜暴富，希望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利益。近期出现的许多社会和商业事件就是这种思维方式造成的后果。企业要追求短期利益、追求暴利，所以出现了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达芬奇事件；政府要追求短期政绩和利益，所以接连出现了桥梁倒塌、城市积水、高铁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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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看很多成功的德国企业，它们不像中国人所追捧的Google、Facebook那样能在一夜间迅速积累财富，也不像微软、GE那样富可敌国。它们往往偏安一隅，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的目标，稳定而专注地在一个领域发展。它们可能是“小公司”，也可能是“慢公司”，甚至还可能看起来是“笨公司”，但稳定的业绩和成长表明它们绝不是“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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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慢，是一种能看明白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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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昌说，他研究的东西就是怎么让国家的经济像一部机器一样匀速发展，而不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德国基本上就是这样，表面有时候慢点儿，但是这种慢是能够看明白的，能够理解它为什么。所以德国经济模式的特点是稳定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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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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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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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古典主义遇到瓶颈，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登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有一个例外就是德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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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例外，是因为德国并没有循着当时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而是根据自身的国情和特色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特色道路就是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弗赖堡学派。该学派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归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叫瓦尔特·欧根，其他还有伯姆、洛普克，后来还有阿尔玛克，包括经济部长艾哈德，也属于弗赖堡学派。弗赖堡学派区别于古典主义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在坚持市场自由竞争的同时，它认为国家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弗赖堡学派认为国家的作用并不是要参与到经济之中去，而是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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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弗赖堡学派来说，最主要的是稳定物价，第二件事是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为了维护自由竞争要颁布什么？一个是《反对限制竞争法》，要让经济稳定、物价稳定；还要颁布一个《联邦银行法》。这个《联邦银行法》授予联邦银行独立于政府的地位，也就是联邦银行行长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由政府提名，最后由联邦总统任命，经过国会的批准。也就是说联邦银行的决策可以不听政府的，所以这就导致这样一个局面：联邦银行虽然有义务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义务支持、但不必听从政府——所以它就不会滥发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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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结束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选择的就是以弗赖堡学派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从那个时候起，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成为德国成功的一个体制。尽管前前后后有波折，但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的：“社会市场经济尽管经历了各种波折和误会，但市场经济在德国人心目当中，依然是个成功、可信赖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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