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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ay的建议是，中印贸易处于转型期，转型的主要诉求是升级。说得具体点，现在是时候把中国的工业制造引入印度了。有一个情况可能国内的人不太了解：印度是没有制造业的，或者顶多算是制造业刚刚起步，比如纺织业。以它刚刚发射的“烈火-5”洲际导弹为代表，国产化程度极低，几乎所有环节都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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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还可以插述一则趣事。在孟买的时候，因为一时找不到货币兑换点，我就向早几天到那里的联邦制药的小伙子打听。他建议我到黑市换，汇率比银行划算。然后就对我感慨：“印度人真是淳朴，换了那么多次钱，从来没遇到过假币。黑市那种地方，就算给你假币你也不知道。”我因为也有拿到“一本儿”印度钱心怀忐忑的经历，所以对此非常认同。回国不久，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秘书长萨奇布来北京，见面谈起这件事，他们的中国总代表田芙蓉告诉我，这是老话题了，其实是个误解。印度没有假币，是因为做假成本更高。根源还是印度没有制造业，搞个印刷机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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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印度主要从欧美进口工业设备，后来发现好多也是贴牌，买来买去都是买中国的，还不如直接从中国买。在古尔冈，一家据说位列印度百强的企业老板竟然和我们说，你能不能拉个单子，至少列出三五十家中国最好的设备供应商的联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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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完中国的优势，我们再来看看印度的优势领域。印度一向以“世界办公室”自居，想来在IT领域中国应该没有太多机会，而这种主要得自宣传渠道的印象其实也经不住推敲。正是在IT领域，在国内似乎并不显著的UCweb今年就要做到印度手机浏览器市场的老大。两年前被ABB派往印度担任VP（副总裁）和CIO（首席信息官）的李清源给我们分析，印度三大IT巨头的业务都属于“企业IT”，而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则是以“Customer IT”为主导。印度市场这两年在低价策略的推动下，3G网络的普及情况远胜于中国，互联网的变革，包括“云技术”的发展应用，迟早会对传统的“企业IT”模式造成冲击。在这一点上，巨头们的反应显然不是最灵敏的，这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新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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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算是我们一个月访问印度的最宝贵经验：在这里，任何事情都不能仅凭第一印象做表面的理解，真实情况往往与它表现出的样子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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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立在熟悉感之上的信心，最终是为了支持可以让人直面风险的判断。印度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文化、特殊的体制、特殊的两国关系都会对商业活动产生影响。TCL是最早一批进入印度的中国企业，由于没有找对合作伙伴，铩羽而归；海航曾经开通国内到加尔各答的航线，由于不熟悉印度的官僚体系，一共飞了4班就负气而回。但就在我们进行采访的这一个月，从驻印度的中国商人口中，我们听说了TCL准备重回印度的消息，而海航也在重启谈判。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正如前面讲过的——“印度市场实在太大了”，大到让中国商人无法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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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印度人来说，诸多表面理解也绝非靠谱。印度的“无厘头”报纸天天渲染敌对情绪，连在中国公司工作的印度员工看过后都会问她的老板：“是不是要打仗了？”她老板对我讲：“这都过去三四年了，还没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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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身在客途，很容易受印度人情绪化的影响，但也往往因而忽略了他们的务实作风——“生意就是生意。”有经验的中国商人会告诉你，虽然印度人普遍也都有某种民族主义及各种衍生情绪，但在商业利益面前，他们都能很容易地做出选择。前一段时间在义乌发生的债务纠纷，被印度媒体炒成了罗生门，印度驻华使馆甚至建议印度人不要去义乌“那个危险的地方”。结果没有印度人听他们使馆的——不去那儿去哪儿呢？生意在那里。连炮火连天的伊拉克都有人抢着去，去义乌顶多中个暑，算什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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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过一本文化人类学著作《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有一章叫“中国与印度”，回顾了这两个国家悠久的历史交往。从历史上看，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佛教的输出，而中国对印度提供的则是数学、天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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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体系中，经常用于表达欢乐和谐场面的一个词叫做“龙象腾骧”，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讲的“龙象共舞”的古雅版本。商业虽然是个通俗的东西，但由它所带动的“共舞”，其内容却比古代更为丰富，终场的欢乐也未必输于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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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认为，印度菩提伽耶的金刚座是世界的中心，但在《白老虎》作者阿拉文德·阿迪加眼中，那里如今却属于黑暗印度，书中主人公就出生在离金刚座几公里远的地方——世界多个国家在金刚座附近建有寺庙，如同派驻的使节。其中代表中国的是“中华大觉寺”。我经过时被它正门两侧的楹联所吸引：“中华发展遍天下，大觉慈容满虚空。”上联赞当代中国，下联夸古代印度。匾额上的题署说明这副对联是由一位法号本焕的和尚在103岁时所撰。就在那几天，本焕法师于深圳辞世，终年106岁。算起来这门坊应该是三年前整修的，所以措辞也颇具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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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发展遍天下”一侧不远，我们走进一个小店为手机充值，店内也有手机出售。我们一眼就看到了在这“世界中心”或“黑暗之地”的货架上摆着的几款联想LePhone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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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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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卢比。”（合人民币200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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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那款Samsung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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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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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好像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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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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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卖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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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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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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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的“中国先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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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想，一生只有两套衣服的父亲，和只去五星级高档酒店吃饭的儿子，这是多么有趣的对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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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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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3月17日凌晨4点抵达德里，5个小时后，Raman先生就出现在了酒店的大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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