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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置着两张桌子和四个柜子。几乎所有的柜子上都摞满了文件夹，只有最里侧的小柜子除外。那柜子的上层供着印度教的神明奎师那（Krishna）、象神迦尼萨（Ganesha）和大师赛巴巴（Sai Baba），下层则摆放着中国的弥勒佛、大元宝和其他一些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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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们都来自中国。”Ajay拿起大元宝和弥勒佛说，仿佛这是“中国先生”最好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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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ay花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专业历程。简而言之，在去中国教书之前，他曾在印度一家著名的机械公司供职20年。1989年，他受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聘请到印度尼西亚为其政府工业部做了4年半的顾问。1994年回国后，他和小儿子一起创办了现在这家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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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边介绍，一边还从柜子里陆续翻出很多文件作为证明，其中最有趣的是两本《世界名人录》。Dayal很熟练地为我们翻到第7378页，那一页上印有Ajay和他的咨询公司的概要。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名人录，往往只要付点钱，就能上名册。于是我问Ajay：“这需要花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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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问题太过直白，他有些不悦：“当然不，只有在行业中表现最突出的人和公司才能上这本书，这是世界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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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我的直白感到不好意思，便仔细阅读了《名人录》上的介绍。根据上面的解释，这家由Ajay领导的共有11位专业人才组成的咨询公司可以为企业提供几乎所有的商业咨询服务，从生产上的技术质量管理，到市场销售，再到出口服务、跨国合作都是它的专长。我对该公司的全能感到惊讶，但并不打算继续刨根问底，以免惹得“中国先生”更加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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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些茶吧！”Ajay说，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好建议，他的介绍实在过于冗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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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过门廊到了会客厅，两个穿着艳丽纱丽的印度妇女正从门廊尽头的露台上偷偷地望着我们。Ajay告诉我，她们是他的仆人，一个负责打扫房间，一个负责烧饭。一开始，我曾想，如果是在中国，这两人的劳力必定可以缩减为一人。后来，在印度的时间长了，我便知道这两人是必不能省的。虽然等级制度在印度已被废除，但隐形的等级制一直存在。印度仆人有明确的分工，且职责不能僭越。一个得体的印度家庭也必须有几个不同职责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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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书房，会客厅宽敞多了。除了两个来自中国的大花瓶外，一台大约50英寸的液晶电视是这间房里最大的亮点。Dayal为我们送上了印度奶茶和饼干，我们喝着茶，开始谈论起中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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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已经和中国有一定差距。”Ajay说，“2001年，中国突然加入了WTO，之后的6个月，世界就充满了中国的产品。印度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无论我们对欧洲、美洲出口什么，中国都有相当于我们半价的商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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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1997年是印度和中国发展的分界线，从那以后中国发展更为迅猛。“我2000年到上海、杭州。那时上海只是个很普通的城市，没什么高楼大厦。杭州连空调公交车都没有，出租车很少，没有人有汽车。青岛、宁波、石家庄……也都没有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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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明显不是事实。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就在快速道上，而印度的经济是在1991年废除了独立后开始实行的严格的管控制度——即所谓的“许可证制度”后，才有了显著改观。中国自1990年以后，除了1998年和1999年的GDP增长率分别在7.8%、7.6%外，其余年份的增长率都在8%以上，而印度的GDP增长率是在2003年之后才开始攀升，达到8%以上的。此外，上海在2000年之前就已高楼林立——当时的上海第一高楼金茂大厦和现在上海排名第八的交通金融大厦竣工于1999年，230米高的中国银行大厦也建于1999年，211米高的万都中心完工于1998年……至于杭州，缺少出租车是它一贯的问题，但2000年时，杭州的私家车总数已达16.28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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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并不打算因此而完全否定“中国先生”。和大多数印度人相比，Ajay确实已经够“中国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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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期后，在印度圣城瓦拉纳西的火车站里，有一位印度警察问我：“你们中国也有这么四通八达的铁路吗？”当我告诉他“是的”时，他紧接着又问：“你们的铁路经常出事故吧？”我明白他指的是去年高铁出轨的事故。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来自媒体，而“自由”的印度媒体却总以中国的负面报道吸引人们的眼球。在这位警察的印象里，中国是一个由独裁统治者控制的，贫穷但发展迅速的军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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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算继续向Ajay打听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情况，于是我问：“您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到印度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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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感觉2001年以后到印度来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Ajay回答。我们本想听听他的观察，但Ajay总有这样的本事，无论说什么都转回到他一直想向我们灌输的重点——中国需要Ajay，中国企业需要Ajay：“通过以往的经验，我们学到——公司要进入一个新市场，比如印度，就必须小心谨慎，必须在当地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我一直研究企业如何在印度发展，又为联合国、世界银行工作过，为印度企业工作过，也懂得印度政治，所以我在这四个方面都具有优势！”他说，“中国先生”这个称谓不仅意味着他比大多数印度人更懂中国，也意味着他能为中国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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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是下午两点，于是我提议：为了感谢Ajay对我们的帮助，中午请他吃饭。然而没料想这个提议倒引起了些小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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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预算是多少？”我一提议，Ajay便直截了当地问。这话令我有些窘。对于习惯了“客随主便”的中国人来说这可不是一句有礼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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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吃什么？”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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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露难色似的对我们说：“我只在自己的俱乐部或者五星级酒店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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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吧啦吧啦解释了一大堆，大致内容是：他只放心五星级酒店和他的俱乐部的食物，而我穿着运动鞋和短裤，进不了对着装要求严格的俱乐部，所以唯一的选择是五星级酒店。但五星级的价格有些贵，他希望我们不要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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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表示理解。不过在路上，我忍不住想，一生只有两套衣服的父亲，和只去五星级高档酒店吃饭的儿子，这是多么有趣的对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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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的“中国先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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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的话题是中国、印度两个发展速度极快的发展中国家，谁能最终胜出。谈话的结论是：有信仰支撑的印度或许会比没有信仰的中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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