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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例说：“我曾向很多中国客户建议请一个重要的瑞典人进入到董事会，参与管理，帮助他们理解瑞典。而中国商人往往愿意寻找便宜的解决方法——找一个没有经验的交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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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非常中国，但也非常不幸。”奥登布罗说，“如果他们（龙门管理层）肯多花一点钱，至少请一个熟悉瑞典法律的建筑工头，也就不会违反法律被罚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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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奥登布罗的看法相似的人并不是少数。Ola Wong是瑞典Sydsvenskan报驻中国的记者。提起“龙门”，他马上联想到了瑞典卡尔玛的凡尔顿。对于Ola来说，这座在2007年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中国商贸城就像是瑞典的“义乌”。他说：“‘龙门’和凡尔顿一样，加强了人们对中国‘廉价’的印象，人们嘲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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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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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的最后，邢善领着我们从一条小路走到了他平时授课的地方——“精武馆”。这是一座模仿少林寺建筑风格的院落，还没有完全竣工，四周零零散散地堆着些建筑材料。院子的正门对着一大片森林。邢善告诉我们，这片林地都被王积锋买了下来。因为下午要赶回斯德哥尔摩参加瑞典华商联合会的一个会议，只匆匆地绕了“精武馆”一圈，邢善就催促着我们抓紧上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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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时，我们去看立在龙门广场中间的观音。对于在瑞典森林里竖起的这座观音像，无论是瑞典人还是中国人都感到无比的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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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像约15米高，坐落在一个3米高的基座上。基座的两面雕刻着观音送子的故事，观音像有8只手，一只手举着个孩子，一只手拿着麦穗，一只手握着装有仙丹的葫芦，一只手持着如意，还有两只手分别拿着瓶子和一条鱼，最后的双手在胸前捧着一具八辐金轮。根据基座上的解释，这些物品分别象征着多子多福、五谷丰登、仙丹除病、称心如意、万物共生和普降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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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馆出来时，我曾问邢善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佛像。虽然在少林寺习武11年，但邢善似乎对这座佛像并不感兴趣，甚至连这是座观音像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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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做了20年文化推广工作的浦正东说：“应用中国元素要适应当地市场，要符合西方人的审美情趣，也要迎合西方以人为本的需求，创造舒适的体验。”他认为：“许多中国创造都只有表象的元素，实质性的文化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出来。要让瑞典人认识你，了解你，再到欣赏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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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的新房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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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粗心得可笑。买完一个楼盘，别人问我，你在那儿买了几个，多少号？几层？我不知道！合同呢？不知道！房子都拿了半年，不知道自己的合同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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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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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开始，加拿大吸引了大批的中国富人，10年时间里，他们用金钱、人口、对规则的破坏以及不安彻底改变了那里的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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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房价在过去一年时间上升了8%，温哥华上升21%，中国移民旺盛的购买力成为房价上升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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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自己买地建房、提升房价，再卖给一批又一批刚刚到来的同胞。新移民就这样用土地和房子在当地创造出一个财富增长的游戏，不断吸引同类加入其中，以大规模占有不动产的方式，崛起在大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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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由“日用品”变为“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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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辆开往多伦多郊区的车上，8个从大陆来的投资移民坐在一起，他们拥有同一个地产经纪，从温哥华坐了5个小时飞机来这里购买“楼花”(那些两三年之后才会建好，只需首付5%即可获得的房产)。2天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城市外围参观各种正在建设的房子或干脆只是一块空地，多伦多在这些投资移民眼前始终展示着一个工业城市的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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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开车的是个姓陈的香港人，代表多伦多一家地产开发公司。在那些正在建设的房子前面，陈先生会由衷地兴奋道：“欢迎你们来到我家，这里的房子是我送给太太的情人节礼物。”他在这里买了5套房子，颇赚了一笔；有时，他也会一脸沮丧：“7年之前，我来到这里，一看到这些我就胆怯。”人们随着他的目光眺望远处，那里耸立着电线杆、工厂、烟囱，“但是现在500加元一英尺，地铁、公车全在这边，那时买的话只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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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陈先生来到加拿大UBC读书，在那里与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成为同学。因为大批香港人计划在1997年前移民加拿大，商人李嘉诚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次机会。在温哥华，他有一个本地富豪朋友叫George Magnus，这位富豪在距离Down Town不远的地方，拥有一个30英亩的小岛，经常开着私人水上飞机进入市区。1986年，温哥华世博会过后，如何重新开发利用会场成为温哥华市政府的一个问题。Magnus出席了加拿大总理安排的一次晚餐，当他了解到政府的意图后，他告诉总理，他对开发这片土地很有兴趣，可以找人一起开发。当天夜里，Magnus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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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BC(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招标，Magnus为李嘉诚买下温哥华市中心204英亩沿海的土地，这块地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几个不多见的最美丽的大城市“外滩”。当然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争吵。加拿大人热爱运动，热爱住在森林旁边，华人则向往大海。很多有实力的本地开发商没有看到这块土地的升值潜力，他们考虑的无非是停车场、商场，李嘉诚看到的是香港移民成片成片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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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福利社会的房屋概念之中，加拿大人不认为“生活必需品”可以用来炒作，他们只把房子单纯地当作一个刚性需求的商品，往往看到实物之后才会付款购买。对于这个健康、稳定但有点乏味、保守的市场，李嘉诚既表现出了实业家的一面，也展示了一个金融家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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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这块土地的过程中，他没有向加拿大的银行借一分钱，而是直接从汇丰银行贷款，这决定了在销售这些房子时他可以不受本地金融业的控制。”陈先生说。项目后来被命名为Pacific Place，开发长达12年，包括8500套住宅、42英亩的花园、两座小学和8个幼儿园，迄今也许仍是北美最大的房地产项目。仍像在香港那样，从开工第一天起，李嘉诚就以楼花、期房的形式把房子预售给准备移民的香港人。温哥华市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Pacific Place已经卖完了。自己的城市突然被一个亚洲人以3.2亿美元买下了1/6，不少市民对李嘉诚的投资很反感，认为自己成了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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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钜在这时强调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6年前我们在加拿大投入巨资，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成了加拿大公民、温哥华市民。”20世纪60年代，他的父亲开始在加拿大投资，70年代李泽钜就常到父亲在温哥华北部买下的房子度假。1983年，18岁的李泽钜加入加拿大国籍；1987年，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了Pacific Place。从此，他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加拿大公民，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人的怒火平息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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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拿大的地产公司同时发现，如果自己不按照香港人的方式卖楼花，房子将全部被香港人的公司卖掉，他们不得不效仿这种销售方式。”陈先生说，2000年左右，当香港人发现自己的小岛并没有因为回归而发生改变，于是大量回流。但一个从更成熟的亚洲市场而来的商人与他的同胞信徒，给加拿大带来了不能泯灭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发生在当时几乎可以称为“处女地”的温哥华，也发生在传统势力稳固的多伦多。如今，多伦多最大的一家地产公司Tridal的3位销售高层全为香港人，其中两位做到这个家族企业位置的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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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楼花”大规模地进入到加拿大的地产市场，房子也由一种“日用品”变为“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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