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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日本可能就是一部复杂的推理小说！在欣赏它光怪陆离的奇异景象之余，我们还负有“侦探”“索隐”的责任。我们要从经验的现象出发，经由基于知识的综合理性分析，有时甚至还要动用我们的直觉，最终上升到高级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致的不仅仅是愉悦，更是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深度洞察，而后者具有指引生活方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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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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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理解这种“日本热”，你需要一个将自身抽离出当下情境的视角，这就是历史的视角。历史是我们理解自身处境时最为便利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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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一次“日本热”。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1848—1905）所撰的《日本国志》大约在1895年底至次年初出版，旋即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到1895年，中国人多会想到甲午战争，它是构成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人们对《日本国志》的关注，更多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战败的刺激。在当时普通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是“天朝上国”，而日本即便不再是“海外三神山”，也无非是“蕞尔小邦”，长期受惠于中华文明的学生。但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割地赔款数额之巨，让当时的士大夫无比震惊。不仅如此，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更是学生打败老师的大事件。这种心理以及认知上的颠覆性，才是对当时“天朝上国”普遍自负的国民心态的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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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王师败绩的当年，黄遵宪就拿出了这部皇皇巨著。这可绝不是蹭热度。自1877年11月赴日并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始，黄遵宪就广泛收集日本文史资料，“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大约在1882年春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的编纂工作。书稿内容涉及日本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宗教、军事法律等方面，总计四十卷，可谓是一部关于日本的“百科全书”。1887年夏，他最终完成了这部大书。书稿甫一完成，就受到当时著名外交家薛福成以及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重视，但这部巨著却迟迟未能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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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未能及时出版，自然使得国人在开战前丧失了一次升级日本认知的绝佳机会。有人甚至感叹，如果国人早读到此书，或许会省去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书稿未能及时出版的缘由，暂略过不谈。这里我先为大家引述一段黄遵宪自己对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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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有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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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引用中国历史上宋辽战争期间的旧事，显然是想唤醒读者的问题意识。从979年宋太宗攻辽开始，到1005年双方结成“澶渊之盟”，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最终以宋王朝惨败并割地赔款告终。虽然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种结局，但“宋人”对辽国的认知“如隔十重云雾”，未做到“知己知彼”，可以说难逃其咎。1895年的黄遵宪重读这一段写于1887年的文字时，是否有一语成谶的感慨？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士大夫们读到这近千年前的往事会受到怎样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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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日本国志》的出版犹如及时雨，迅速催生了人们的日本意识，让国人重新打量起这个“陌生的邻人”来。由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日本热”出现，并在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之后达到高潮。各路学子互相约集，“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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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的“世界”体验，他们的视野、观念和格局顿时开阔起来。而打量对方的目光，自然也会转向自身，于是，自我和世界认知也就得到了改换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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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认识日本，认识自己”的第一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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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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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人陆游有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熟知儒家“知行合一”的中国人而言，这句话不难理解。无论是“绝知”还是“躬行”，人们都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走出心理舒适区。时代的大趋势往往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能量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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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败绩和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出版，震撼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和认知结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正是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顶层政治改革。1898年9月28日，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变法戛然而止。这虽然是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诗篇，但认知日本的时代潮流也由此打开了闸门。短短数年间，“科学”“民主”“民族”“政治”“经济”等日本创造的富有时代自我意识的“名词”，如汪洋一般冲决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自我与世界认知的牢笼。中国知识分子已然完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认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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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只是认识日本、认识自我的开始。在《日本国志》出版三十余年后，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1891—1949）的《日本论》，则代表了中国近代史上日本认识的第二座高峰[3]，今日读来仍不失启发意义。我接下来要引述的，同样是戴季陶对于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自述。在他感慨当时除了《日本国志》外“没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之后，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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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作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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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这段话，我自己时常引用。虽时隔三十余年，戴季陶与黄遵宪的认知和感慨却出奇地一致。他们都在说，我们中国人的日本认识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重视起日本来。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他们看到和体验到的实际情况。实际上，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戴季陶的这番话就算拿到今天来说，似亦不为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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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引述这一段话，是要说另一件事。与中国的“日本热”相比，日本则一直有“中国热”。古代日本的“中国热”，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要从中国学习和吸收先进文明。但到了近代，甚至在今天，它依然对中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这又是为什么？除了各种实用的意图，诸如政治的、商业的利益外，是否还有不为我们所察觉的、隐匿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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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当然是，有。这是“认识日本，认识自己”这个说法的第二层含义：日本不单单是我们当下观念中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古以来，它就是和“中国”在一起的；自古以来，日本就是东亚世界的成员，在东亚大陆各民族的共同演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民族意识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家形态。当然，日本和东亚大陆上的其他民族还不同，它很特殊。人们通常说它是中国的兄弟、中国的邻居、中国的镜像，但这些说法似乎还不够，还不足以表达中日之间的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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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所谓的“中国热”或“日本热”意味着双方正在互相打量，正在凝视对方。那么，彼此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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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自己的“分身”，看到了另外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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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日两国互相关注的热情愈发高涨，这是一种自我确证的欲望的结果。要寻找各自的前世今生，观察互为“分身”的对方不正是一个终南捷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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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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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分身”是一个比喻，它所要揭示的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深层关系。所谓“深层关系”，和表面容易观察到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互动正相反，我们只有通过努力阐释才能将它揭示出来。而这个深层关系，在更广阔、更深远的尺度上形塑着彼此以及彼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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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最初源于佛教典籍，意思是佛为化导十方众生，以神通愿力化为各种佛身形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又称为“分身度化”。比如，406年鸠摩罗什翻译的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中，就有“彼佛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说法”“分身佛”“又我分身，无量诸佛，如恒沙等，来欲听法”等说法，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现代汉语中，这两个字的用法变得通俗了，多见于“分身乏术”“无法分身”等说法中，意指繁忙或无法兼顾。人们广泛使用的《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就只收录了这个词的现代语义解释，这让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它的本来含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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