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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简版的日本近代史叙事。近代日本就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虽耀眼、绚烂，但又短暂、虚幻，犹如昙花一现。那么，这颗流星何以突然出现？生活在欧亚大陆东边的日本列岛上的人们，为何在近代之后没有继续过自己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且，它非但没有安分守己，竟还在近代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以至于改写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格局，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绝非不重要，因为它所造成的历史结果，至今仍在多种意义上影响着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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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迄今为止，诸多历史学家都会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技术、心理等多种角度，或直接回答，或间接暗示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这些叙事不同，长久以来萦绕在我头脑中的问题是，近代日本这颗“流星”曾经照亮了怎样的历史天空？它是永远消失不见了，还是我们只是看不到它了，甚至仅仅是有意地视而不见？今天的日本文明，乃至历史上它曾经极力代言的东亚文明，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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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有这样一个说法：“过去和现在是互惠地照亮着对方。”[1]这句话点出了历史学的一种本质属性：面对当下的困惑，我们要求助于历史。但它不是我们可以坦然欣赏和感叹的结论，而应该是检验我们的历史叙事有效与否的一个标准；同时，这个说法还给我们提供了进入历史的方法，那就是照亮“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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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近代日本精神史叙事，正是从一个特殊的“现在”时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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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一、日本：一种精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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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通常会激发和赋予我们新的问题意识。我之所以要重新审视以及重构近代日本的历史，尤其是它的精神史变迁，正是对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回应。当然，每个人对他所处时代的根本问题的感受和把握并不一致，而我之所以使用“精神”这一语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现象，始终占据了我自己认知的核心位置，它源自历史和现实光线的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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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近代日本视为一种精神现象，目的在于用“精神”这个词语来把握近代日本的成长的如下特征——近代日本经历了一种爆发式的民族精神觉醒过程；正是在这种觉醒的自我意识导引下，日本迅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非但如此，近代日本的崛起，还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精神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我们可以从自身的精神世界中观察日本自近代以来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而“精神”，正是理解近代日本的一把钥匙。这是我们看到的日本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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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日本在近代崛起的过程中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结果自身和世界都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探讨对象，似乎只能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覆灭后的灰烬，那么重新讨论它的精神，还有意义吗？意义依赖于我们的认知格局和视野，如果格局和视野不高，我们就不容易看到新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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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个根本的问题：对于我们而言，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普通邻国吗？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回答这个问题的初步方法，那就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日本自身的层面上，要扩大视野，思考这样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史中，东亚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我们当下所知的世界史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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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源于我们自身的当下处境，源于历史对我们现在的照亮。我们要从当下意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出发，那就是何谓中国，何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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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经历了世界冷战体制的终结，见证了中国自70年代末逐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后，中国的迅速成长已经对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演变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巨变，“何谓中国，何谓世界”已不再是高远的理论问题，因为中国已经成长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显著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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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全新的事实，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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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世纪中期西方势力到来以后，中国逐步和世界发生了纠缠。而发生在1840年到1842年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以及二者的关系，从此以后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题。但在汹涌而至的历史波涛中，这个问题随着时局起伏不定，一再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很容易举出“华夷秩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族主义”“世界主义”“阶级斗争”“世界革命”“民族复兴”等一系列试图把握问题的观念与理论。而每一个观念与理论的提出，实际上都是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次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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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接过这个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的问题？我们需要把视线投向近代以来东亚世界的变迁中，以探寻一种新的进入问题的路径。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相反，我们必须放弃这种想法。事实上，我们每一次对上述问题的建构与阐述，都构成一次基于历史情景的回答，而它的有效性和意义则指向未来。我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参与历史；我们自身的性格，包括我们的理想、欲望和意志等，都会进一步融入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这个过程，也正是思想、理论、话语与观念发挥历史作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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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眼光，不能再单独地、孤立地去讨论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世界以及什么是日本。近代以来东亚世界秩序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深刻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生存状况，是我们思考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认知枢纽。近代日本的崛起强力地改变了东亚及世界秩序，但这并不是已然翻篇的历史。今天的东亚世界仍然呈现出一种强烈且旺盛的生长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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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力量究竟是哪里来的？这是我们要转换眼光和认知框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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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日本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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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东亚世界的变迁是我们认知的枢纽，要在方法上设定一个认知的起点，那就是回望过去。回望、反思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这是我们在把握当下与预见未来时所依凭的相对可靠的手段，因为在我们的意识以及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过去的经验与记忆层层累积、沉淀、叠加，不经意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当下的思考与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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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过去的经验与记忆中，近代以来的东亚世界秩序的巨大变迁占据了特殊位置。中国从传统的“华夷秩序”“天下秩序”“朝贡册封体制”，亦即“中华世界秩序”[2]的核心跌落下来，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正是这一变迁的核心事件。来自东亚世界内部的致命一击，发生于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正是这一事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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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造成的变局，是中国近代史上除了与西方势力遭遇之外的另外一种“巨劫奇变”，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最终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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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局之所以非同小可，是因为传统东亚世界体系就是“中国”自身，中国就是东亚世界体系。美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费正清对此有准确的论述：“（中华）帝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只不过是中国内政的外延”，因为中国的外交关系背后有着这样一条根本原理，“天子全智全能的榜样和德行所具有的神秘主义影响力，不仅遍及中国本土，而且可以超越全人类，给予他们和平秩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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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旁观者清”，观察者相对超然的立场使得他更能客观、中正地看问题。传统东亚世界体系并不是其批判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中华王朝自尊自大的体现。如果把清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征（比如它对藩属国的保护）仅仅当作它的自大和迂腐，相当于在历史事实面前给自己戴上了眼罩。传统东亚世界秩序在本质上决定着对“什么是中国”这一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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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么定义“中国”，可以暂时超越人们对具体的历史事实（比如晚清以来国家走向现代进程中的得失）的纠结。因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从东亚世界秩序的角度来看，“中国”从天下中心摔落下来所导致的心理创伤，显然不是已经翻过去的历史的一页，我们仍然生活在它的影响之下。如果从西汉时代算起，这个东亚世界秩序已经存在两千余年。与两千年的时光相比，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失落，难道不就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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