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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テツオ·ナジタ等編：《戦後日本の精神史——その再検討》，岩波書店，1988年，前言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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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86—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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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日］南博：《日本人的心理 日本的自我》，刘延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30—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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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日］藤田省三：《精神史的考察》，庄娜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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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扎列茨基：《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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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此处“原型”的说法，来自丸山真男论述的启发，但和他颇为特殊的用法不同。在探索日本历史意识的特殊性格时，丸山提出了日本历史意识背后的“原型”“古层”与“执拗低音”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日本文化虽然经历了几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来自亚洲大陆的佛教文明、儒教文明以及来自欧美的近代西方文明——的“开国”过程，但这些文明都经过了一种日本固有的思维样式的修正，从而成就了日本的民族特征。在《历史意识的“古层”》一文中，为探索这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丸山将它的研究对象推进到了《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神话时代，揭示了一种线性的、变动不居的时间意识模型。参见［日］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十卷），岩波書店，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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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竹越三叉：《民友社思想文学叢書 第4卷 竹越三叉集》，三一書房，1985年，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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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三宅雪嶺：《近代日本思想大系5三宅雪嶺集》，筑摩書房，1975年，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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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西嶋定生：《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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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西嶋定生：《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66—80页；另外参见郝祥满：《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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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吉田孝：《日本的诞生》，周萍萍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115—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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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在上一节提到，这里的“原型”说法，来自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但和丸山真男略微不同。丸山的“原型”，是指一种相对恒定的日本的思考样式，参见［日］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载《丸山真男集》（第十二卷），岩波書店，1996年。与此相对，日本思想史学者水林彪尤其强调了律令制国家成立对随后日本历史意识的影响，参见［日］水林彪：《原型（古層）論と古代政治思想論》，载大隅和雄、平石直昭編《思想史家 丸山真男論》，ぺりかん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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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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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美］贝里：《丰臣秀吉：为现代日本奠定政治基础的人》，赵坚、张珠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8—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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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法］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0—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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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般的国际法并不涉及这种起源意义上的“承认”，只是当作国家成立要件（土地、人民与有效政府）的法律确认部分，讨论“承认”的角色。关于国家间“承认”的法律问题，可参见［美］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译，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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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这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外交史、国际法史方面的著作出版；可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的中国外交》，屈文生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林学钟：《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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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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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比如，参与辛亥革命的干部中有留日经历的人数比例非常高；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5—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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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于这一点的详细的阐述，参见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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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6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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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近年出版的有关中日关系的著作当中，日本学者与那霸润着眼于日本“中国化”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参见［日］与那霸润：《中国化的日本》，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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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晚清以来新概念、新名词的产生的研究，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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