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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71 就此而言,日本的亚洲主义论者强调中日两国“同奉孔子之教”,并非仅仅策略性的权宜说法,而是看到了文明的形态:作为普遍性基础的暴力得到了相对有效的控制与驯化,被转换为普遍交往过程中的形式礼仪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对东亚传统文明的感受和理解,西方列强在基督教文明世界外部的暴力使用,才遭到强烈的抵抗。遗憾的是,这种对文明的认知并未转换为文明的行为本身。事实上,日本帝国在亚洲大陆上展现的暴力,远远超过了文明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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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73 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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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75 当然,上述分析旨在揭示亚洲主义的精神内核,而不是分析它的各种缺陷。探寻亚洲主义诸论述在今天具有的思想意义,这才是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的价值所在。沿着这个路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三重精神结构,即亚洲主义在观念上必然指向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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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77 这种观念上的革命气质,从精神演进的视角来看,激活了文明的自我实现过程。我们前面提到,日本战败后,亚洲主义者可以说是名誉扫地,但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清末民初在中国大名鼎鼎的宫崎滔天(1871—1922);他被认为是“真诚的亚洲主义者”。在其自述《三十三年之梦》中,宫崎滔天披露了自己的精神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发自肺腑的真诚。比如,他宣称有必要恢复中国古代“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而要实现这种政治理想,首先要在中国实行革命,然后在亚洲实现人权与自由,改变处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主导之下的世界秩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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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79 日本思想史学者松本三之介注意到了中江兆民、宫崎滔天等人的文明论观念,从中看到了这种文明意识的觉醒机制。他这样论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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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81 这样,兆民与滔天通过借助儒教的概念框架,重新复苏了因发达国家而变得空洞的近代文明的各种原理,试图恢复能与欧美帝国主义进行对决的普遍规范所具有的力量。这种看法进一步意味着,在文明发展水准上被视为落后的日本,正是因为通过对文明的本质性理解,转而处于优越于欧美帝国主义的位置。不仅如此,在以超越了国家的普遍价值与理念为前提的这一点上,日本的这种政治价值居于支配地位,从而显示了……“日本独特的国家主义”的可能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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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83 上述引文勾勒出了普遍文明实现的一种机制。我们看到,尽管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对新文明有严重误解,但这种情绪被升华为一种积极的“使命”——排除种族压迫,实现世界各个民族的平等——却是历史事实。他们认为,实现这一使命的主体正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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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85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广泛流行的极端种族主义——“黄祸论”,以及美国对中国和日系移民的排斥法案,构成了这种使命感的经验基础。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力主将废除人种歧视的人种平等条款写入国际联盟规约,在其精致的权力考量与外交谋略的背后,其实还有着正当的心理基础。[32]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了:因近代日本所处的文明交汇的位置,日本对“文明的本质”确有独自的认知。只是,当这种理解转化为“独特的国家主义”以及服务于国家的权力目标时,亚洲主义论述就必然转化为帝国建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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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87 因此,亚洲主义必然要承担近代日本由精神帝国转向政治帝国的功能。通过表述亚洲来表述文明、表述世界,帝国精神秩序的担纲者们借此获得了持续的精神能量与心理动力。当然,这种使命感一直处于微妙的境地,它既可以用于日本的自我革新,也可以用于日本帝国主义行为的自我正当化。无论如何,在列国竞争的时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最终指向了世界革命。亚洲主义的复杂性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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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89 亚洲主义的这种革命气质,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在近代日本精神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北一辉,他被看作亚洲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他有着广泛影响的《支那革命外史》《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等一系列著作中,北一辉以“改造日本”和支持“支那革命”为中心,提出了完整的世界革命方案:通过保护人权与个人自由、限制资本、发动天皇大权来革新国内体制,然后“发动为解放被非正义的强权势力压迫的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战争”,解放亚洲,最终改造欧美所统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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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91 这不是北一辉个人的激进想象,我们前面提到的宫崎滔天同样期待着世界革命。更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北一辉的理论强烈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国家政策的走向。在这个由精神到政治实践的过程中,1936年爆发的“二·二六事变”是一个关键点。当时,日本陆军内部出现对立的两派,一派称为“皇道派”,它主张天皇至上,另一派是“统制派”,主张与财阀、官僚联合。这个事变,就是“皇道派”青年将校发动的军事政变,目的是推动“国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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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93 政变被镇压后,北一辉被视为罪魁祸首而被处以极刑,但日本军部势力却由此进一步掌控了日本政权。[33]此后的日本国家之路正是沿着北一辉的构想展开,只是帝国的执政者们从中做了一些选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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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95 亚洲主义呈现的这种对世界秩序的不满及反抗,最终在观念上导向了世界革命。因为“亚洲”是在对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旧秩序的反抗中得到认知与建构的,所以,“亚洲”自身就意味着一种正当性原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京都学派提倡的“世界史”论述,在事实上预言了战后世界新文明的形成。[35]虽然这个新世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试图建构的秩序,但却是建立在它的挑战及失败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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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197 从新旧世界秩序转换的角度来看,1945年中国参与创建的联合国的正式成立,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革命,因为它意味着东亚的另外一个国家——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政治的核心。在这场世界革命的进程中,日本只能以失败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并以失败的方式进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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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202 分身:新日本论 [:1702262022]
1702263203 分身:新日本论 三、东亚内战:从亚洲主义到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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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205 事实上,近代日本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对中国的误认。造成这种误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未意识到中国正在形成新的自我意识;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正在成为日本的“另外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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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207 近代日本的观念和行动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种影响在于日本以它的实际行动“创造”出另外一个作为自我的“中国”。我们讨论的亚洲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事例。这一过程非常复杂,但从精神与自我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生成,就是日本亚洲主义及其大陆政策共同压力下的结果。换言之,正是日本自己“创造”了一个和它进行对抗的“中国”。然而,因为日本未能理解自身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欲望,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就完全从它的认识框架中脱落了下去,东亚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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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209 在19世纪最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士大夫曾经对亚洲主义者的“同文同种”“东亚危局”等说法产生过共鸣,并尝试积极参与其中。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出于内部变法维新和维持外部和平局面的考虑,广泛吸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各种经验,甚至有了中日两国在国家关系上的“黄金十年”等说法。“同文同种”“同文同俗”等观念,构成了中国取法日本的基础。甲午战争的失败,并未直接造成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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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211 但中国的部分士大夫很快发现了日本亚洲主义者的“谎言与欺骗”。[37]在随后逐渐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看来,亚洲主义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夺取殖民地的赤裸裸的暴力,给中国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从明治日本在1890年提出“利益线”和所谓“满蒙地区”特殊地位的要求,到1915年“对华二十一条”的提出,再到1932年东三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建立,这种危机感塑造了中国新的世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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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213 精神和历史总是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近代日本的上述行为经过几个环节的塑造后,被等同于近代世界原理自身。这一时期的中国民众,主要从日本的国家行为上去理解近代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因此近代日本的世界认知和实践,深刻影响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判断。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生成路径对自身和世界带来的影响,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亚洲主义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反抗与解放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这种民族主义观念和中国自身的传统文明观念发生叠加,构成了迄今中国认知世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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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215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做了一场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这次演讲中有这样一句话,屡屡出现在日本的亚洲主义叙事中:“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对于这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领袖而言,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无非是日本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别名。值得留意的是,孙中山所使用的传统政治观念中的“王道—霸道”认知模式,可以说把握到了日本亚洲主义论述的深层逻辑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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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217 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只是欧洲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亚洲主义者还将日本的国家行为描述为一种解放叙事,宣称日本要将亚洲从欧洲白人的殖民帝国中解放出来。事实上,1924年大亚洲主义话语在日本的广泛流行,背景正是1924年4月美国正式通过拒绝日本移民的法案。日本朝野上下称这一法案为“排日移民法案”,认为它凸显了白种人优越的种族歧视意识,号召“日华提携”,建立“人种同盟”,以进行对抗。[38]也就是说,亚洲主义的解放叙事,并非完全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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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3219 当然,意图无法为过程与结果进行正当化;日本对欧美列强种族歧视的抗议,与它自身对亚洲国家的殖民压迫并行不悖。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亚洲主义最终成为日本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宣称:“帝国不变的国是是,通过提携满洲国以及支那,形成东洋和平的枢轴,以此为核心贡献于世界和平。基于此国是,在处理此次支那事变时,要清除日支两国过去一切的相克,在大乘基础上重建两国外交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及主权,最终实现两国的浑然融合。”1938年11月3日,日本发表《大东亚新秩序宣言》:“此新秩序通过日满支三国的相互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部领域实现互助连环的关系,以此为根干,确立东亚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新文化的创造以及经济的结合。这实际上是安定东亚秩序、促进世界进步命运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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