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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历史与人类的精神显示出强韧的连续性，“亚洲”在告别了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之后，以另外一种形式持续存在于东亚国家的精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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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们重新讨论日本精神史上的“亚洲主义”的意义愈发明晰。近代日本的历史经验表明，能否恰当应对帝国主义时代固有的全球交往样式，诸如殖民、工业化、贸易以及暴力的释放过程，将会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成长，进而深刻影响全球的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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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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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系人类文明进程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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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简要介绍，参见［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国学者较早的关于亚洲主义的介绍，可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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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日］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载《竹内好セレクションII》，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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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思想史中“亚洲”问题进行的相关讨论，可参见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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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19世纪80年代“亚洲主义”在日本开始兴盛时，当时的一些中国士大夫也对这一议题表达出一定的兴趣，参见［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不过，这种关注仅仅以零散的形式停留在民间层面上，未能上升为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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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片山杜秀：《近代日本の右翼思想》，講談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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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载《竹内好セレクションII》，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第261—262页；近年日本学者对亚洲主义的叙述，参见［日］中島岳志：《アジア主義：その先の近代へ》，潮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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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竹内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载《竹内好セレクションII》，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另外，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0）在讨论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时，提出了有名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一说，旨在重构日本的世界认识。参见［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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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徐興慶：《東アジアの覚醒：近代日中知識人の自他認識》，研文出版，2014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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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2011，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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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里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的一种讨论，可参见赵京华：《福泽谕吉“文明论”的等级结构及其源流》，载刘禾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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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社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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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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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转引自郭丽：《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以幕末遣欧美使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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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 总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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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日］山田賢：《“中国”という畏怖：近現代日本の中国認識をめぐって》，载《歴史と真実》，筑摩書房，1997年；以下引述的两段福泽谕吉的文章出自《内地杂居的喜忧》和《论西洋人和支那人图利的胜败》，转引自该书第137—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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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山田賢：《“中国”という畏怖：近現代日本の中国認識をめぐって》，载《歴史と真実》，筑摩書房，1997年，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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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 対外観》，岩波書店，1988年，第31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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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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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德］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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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比如，李大钊在1919年的文章中，直接称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的隐语”，不再对亚细亚主义持有任何期待。参见《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载《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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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日］岡義武：《国民的独立と国家理性》，载《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8》，筑摩書房，1961年，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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