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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山田賢：《“中国”という畏怖：近現代日本の中国認識をめぐって》，载《歴史と真実》，筑摩書房，1997年，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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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 対外観》，岩波書店，1988年，第31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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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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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德］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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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比如，李大钊在1919年的文章中，直接称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的隐语”，不再对亚细亚主义持有任何期待。参见《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载《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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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日］岡義武：《国民的独立と国家理性》，载《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8》，筑摩書房，1961年，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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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日］坂野润治：《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1871—1936》，崔世广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22页。要指出的是，坂野只是在当时路线斗争的意义上，将西乡隆盛等主张对外出兵的一派称为“新攘夷派”，而未注意到“攘夷”是在当时人们观念底层发挥作用的一种欲望和认知。另外，此时日本的对华认知和开战准备，请参照本章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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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冈仓天心：《理想之书》，刘仲敬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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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转引自［日］松本健一，《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精読》，岩波書店，2000年，第100—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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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芝原拓自等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岩波書店，1988年，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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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转引自［日］松本三之介：《吉野作造》，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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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丸山真男：《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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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当然，我这里描述的是精神史视角下的近代日本的法治化过程；在现实的政治过程当中，这个走向法治、走向文明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包含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但万变不离其宗，当事者之间的“斗法”过程，无法脱离当时明治日本“文明化”的国家意志。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文明进程的真实情况。关于明治日本立宪派的一种简洁叙述，可参见［日］坂野润治：《未完的明治维新》，宋晓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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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中江兆民：《中江兆民全集》（第10巻），岩波書店，1983年，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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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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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以文社，2011年，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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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一般的看法是，日本试图提出美国无法接受的人种条款，换取美国在涉及山东问题上的让步，参见唐启华：《巴黎和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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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北一辉的思想和理论，我在本书的第四章中还将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北一辉宏大的世界革命方案当中，有对国家“道义性”——比如保护人权与个人自由——的要求，这是一种面向普遍主义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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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日］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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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论，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里要提前指出的是，人们多从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论述，但这种视角并未充分注意历史事实；只有在日本精神史展开的脉络中，我们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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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本书第七章及其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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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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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7—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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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与会者除了南京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的代表外，还包括菲律宾、泰国的傀儡政权以及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呈现败象，此时召开“大东亚会议”，可以说是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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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这些经常被提及的政策与宣传口号，转引自［日］藤原彰的《日中全面戦争》（小学館，1982年）等书籍，相关页码不再一一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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